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近来,一波接一波的热点事件将公众对医疗领域的关注推向新的高潮。这些热点事件反映出哪些问题?如何对症下药?
一问:寻医问药求助谁?
不到一岁的小宝,半夜突然发烧到38.5摄氏度,嗓子嘶哑。要不要送医院?不送医院应该如何照顾和治疗?妈妈一边百度,一边给孩子贴上退烧贴,爸爸慌乱地给熟人朋友打电话咨询。南昌市民刘晓初为人母,遇到小宝出生后第一次发烧,在慌张中度过了一夜。
先百度,再找熟人,最后直奔大医院。这是不少年轻人在家人患病后的“三步曲”。刘晓在美国留过学,她对那里的家庭医生印象颇深,身体不舒服首先找家庭医生,由家庭医生给出一般治疗和就诊建议。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科科长李建林认为,我国医疗改革的总体设计就是要形成适应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而家庭医生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基础性环节。但要让患者真正信任,必须得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如何让经过良好医学教育的优秀医生充实到基层医疗机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医疗也在尝试以互联网方式解决信息流通问题,通过医生在线咨询,合理引导患者就医。
二问:挂号难、看病贵咋解决?
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组织开展了独立第三方评估,对全国136家样本医院的患者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我国门诊患者的总体满意度为91.4%,住院患者的总体满意度为96.2%。那么,不满意的患者主要对哪些方面不满?又该如何改进?
调查显示,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患者,总费用和自付比例与满意度都成负相关,即总花费越高、自付比例越高的患者满意度越低,说明费用水平和医疗保障程度对于患者的就医体验很重要。此外,门诊患者的满意度还与挂号方式有关,采用网络预约挂号方式就诊的患者满意度高于通过窗口挂号就诊的患者。
要让患者满意,就需对症下药。
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看病贵”问题,突出表现为药品、耗材价格高,检查费用高。这就需要从流通环节切断药价虚高的利益链条,让药品价格切实降下来,让不必要的检查减下来。而“看病难”的问题,关键在于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合理,而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
“事实上,‘看病难’的直接原因是分级诊疗没有实现,即病人的分流没有分层分级进行。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里常见病的病人挤占了疑难甚至危重症病人的医疗空间,导致彼此之间都看病难。”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李爱勤说,目前,我国医改正着力推动药价“透明化”,进行分级诊疗试点,“但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仍需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
三问:谁来保护医者?
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陈仲伟在家中被曾经的患者砍成重伤,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砍人的患者疑似有精神病史。5月10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在办公室内被三名男子持刀刺伤；江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遭到7名患者家属围殴……
对于暴力伤医事件,国家卫计委10日晚间发表声明称,将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坚决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对暴力伤医“零容忍”。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为患者建立良好有序的就医环境,为医务人员营造安全稳定的执业环境,构建医患携手、共同战胜疾病的医患关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童南伟认为,要彻底解决医患关系恶化趋势,需要持续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理顺大医院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大医院回归公益性,破解“看病难”“看病贵”。改善整个医疗“大环境”,才能根治医患关系的“小环境”。具体来说,一是加强“医闹入刑”的打击力度,捍卫正常的医疗秩序；二是健全困难群体疾病应急救助体系；三是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待遇和激励机制,消除医生的后顾之忧,让医生安安心心看病。
四问:社会办医出路何在?
社会办医到底是“鲶鱼”还是“洪水猛兽”?民营医院到底该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
成都市爱迪眼科医院总经理张游认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还存在政策法规细则标准滞后、人才缺乏、融资难等“梗阻”,亟待根本解决。尤其是目前高素质的卫生技术人员多集中于大型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学科结构、年龄结构不尽合理,发展后劲和市场竞争力不足。
成都市卫生计生委审批处处长佘芳建议,社会办医是医改的一个趋势,促进社会资本办医有利于为社会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保健服务,形成竞争共赢的办医格局,不能因为极端个案就全盘否定民营医疗机构。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公平开放的医疗市场规则,进一步加强监管,引导民营医疗机构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形成特色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培育和扶持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在行业自律和维护非公立医疗机构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科学规范办医。 (执笔记者:胡浩、吴晶晶；参与采写:董小红、高皓亮、帅才)
新闻延伸：
任大刚：医患冲突与媒体报道到底有多大关系
伴随着医患矛盾的尖锐化，有些不够理智的医务人员迁怒于报道医患纠纷的媒体：一是指责媒体报道不够专业，错报信息；二是指责媒体报道激化医患矛盾，对一些情绪容易失控的患者起到了暗示作用；三是过分密集的医患纠纷报道，使医务人员整体上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使医患之间的信任度降低。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有道理。的确，现代医学越来越专业，准确报道的门槛越来越高，但这不是不报道或不能报道的理由；退一万步说，是不是媒体不报道，医患关系就一片和谐了呢？更不是这样。 【详细】
医患纠纷是难看的“糖尿病足”
医患纠纷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发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现溃疡或者坏疽。如果仅仅是将脚痛归咎于脚的问题，根本就于事无补。
从心理学角度看，无论是医患冲突中个别病患将自身疾病的不治归咎于医生的渎职，还是部分医生将自身遭遇到的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和威胁归咎于媒体的报道，显然，都陷入到了认知的误区之中。
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权力链中，医院和医生群体不过是这个权力链条的终端，他们既不能决定医疗价格，也不能擅自筛选病人，更不能影响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他们只是终端执行者。也就是说，病患相对于医院和医生的弱势并不是医生带来的，也不是医生所能影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万人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不仅病患无法影响，医院和绝大多数医生也无权去影响、去过问；遑论更为复杂的医疗资源分配、医疗保障的覆盖。 【详细】
医患沟通不能只重技术忽视理解
医疗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医院独立完成，还需要政府执法机构、媒体、公众合力参与配合。
根据行业内总结，绝大多数医患纠纷都是因为医患之间的沟通只关注技术而忽视服务造成的。纯技术因素的纠纷实际并不是很多。
医疗机构必须将工作重心从“病”转移到“人”，并克服功利主义的影响。在医患关系之间，医方往往具有主导这一关系的主动权。因此，绝大多数的医患纠纷都是可以预防的。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