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确定中国话语权的坐标和尺度
当前意识形态已成为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手段，若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破西方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构建“中国话语权”，才能让中国在文化话语权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更需重视中国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话语权的坐标与尺度
全球化背景下形色各异的思潮相互接触，不仅使文化交融，更造成了各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碰撞与冲突。各国的思想在交流过程中，无不希望实现本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效用，扩大本国的影响力。这导致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交流层面，更提升到国家实力较量的层面。这里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文化交流方式才是正确的文化交流方式，什么样的话语权才可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呢？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回答问题，不仅要确定话语权的坐标与尺度，而且要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这里我们先要确立三个坐标与尺度。
其一，避免以民族优劣区分文化水平高低，作为话语权的坐标，将陷入种族主义的泥潭中。现代的文化种族主义早已不再强调人种的差异，但仍坚持种族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暴力趋势。这种文化种族主义极力宣扬文化的“纯洁性”，强调文化优劣观，树立文化交流壁垒。当前，网络上掀起的所谓“皇汉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种族主义。他们否认任何民族融合形成的文化，要求保持汉族文化的正统性，提倡所谓的“汉文化”，强调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控制权，对于西方文化，则是表现出高傲的态度，认为汉族文化是最古老的文明代表，贬低其他文化，制造歧视。对于这样的行为，本文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对文化交流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将会引发文化上的歧视和仇恨，不是我们需要的话语权的展现方式。
其二，影响判断话语权强弱的因素，不仅仅与自身文化有关联，而且与其吸收的其他文化有关联。吸收文化与输出文化同等重要，只有抵制西方国家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输出的腐朽文化，吸收其文化精华，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提升。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中国话语权，才会提高中国的整体实力。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交流中，主要以文化输出为主。但在近代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落后于西方，使中国文化由输出文化渐变为输入文化。在文化吸收过程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既然作为落后文化，就要全盘改造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上的进步，而且在东方世界还有成功案例。在日本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就提出的“脱亚入欧”，核心就是“全面西化”。他认定当时的东方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呼吁与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进行切割，武断将甲午战争成为是“文明间的战争”。但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受到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寻找商品市场，逐渐成为军国主义，最终受到世界人民的惩罚。所以我们要有选择的吸收各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其三，社会形态不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壁垒，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作为必须一以贯之的原则。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一百多年的争斗。在这期间两者是否存在交流？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存在怎么样的交流？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文化上的关系，马克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是脱胎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所以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不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列宁认为：“不言而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加强。”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话语权占据主流。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文化进行封闭，不必进行交流呢？苏联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启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其实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不会拘泥于什么政治制度，而是表现出人类共有的精神品质，文化呈现出人类普遍价值观的特点。苏联在坚持政治体制的一体化时，过分强调文化的一元化、文化的政治正确性，导致教条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的文化对抗贯穿整个苏联历史。这样的结果使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也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也使苏联学者对于西方的文化作品不屑一顾，否定西方文化中的任何价值，这也导致苏联无法吸取世界文化发展最新成果。
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话语权，最重要是真正认识作为话语权核心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成为世界话语权关键表述之一，对中国来说，西方表述的中国文化话语并不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怎么自己表述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避免中国话语权的旁落，成为当务之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融通中外要以中国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充分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理念、实际情况和立场主张；在新的表述方面要反映出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国情表达清楚。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属性是中国经验的理论基础。中国经验在西方人看来，认为就是经济模式。如果将中国的成功都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难免有失公允。这其实是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忽视。这种选择性忽视就是要求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将关注点都落在经济问题，不将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属性。中国经验有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构成。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三十年以来的成功经验。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格局为中国提升文化话语权设立诸多障碍，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还是占据强势地位的话语，西方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从本质上看，其一，是让中国承担以前西方承担的经济物质责任，例如要求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听从西方出钱出力。其二，开发中国本土市场，特别在文化产业，例如放松对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管制，使西方外来文化可以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其三，要求中国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规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要坚决与这样的行为进行斗争，这也反映出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背景。众所周知，世界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大多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基础上。中国必须学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内，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支撑，努力争当世界文化话语主导者。
总之，当今时代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如何使中国文化思想与世界话语协调共存，是当前我国融通中外的现实问题。世界话语权的本质，就体现在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争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话语权斗争，使人类的思想领域不断的进步。所以，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权建设，不仅对中国，更是对世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思想研究”（14YJC720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