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发力，避免掉进“拉美漩涡”
——刘伟教授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演讲
无图说
相关国家为何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国家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制度创新的落后。特别是，经济制度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缺位，如宏观经济的主导、长远发展的目标设定、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等。不该做的，政府却过多直接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权力缺少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这就导致对私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力，缺少规范，没有约束
思想者小传
刘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等问题。发表学术论文逾200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994年、1996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一等奖（第六届）、二等奖（第二届、第三届）等。
今天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这一话题，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现实挑战
现在为什么需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想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特殊阶段的历史需要；二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克服这种失衡需要一个特殊渠道。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到了怎样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持续的高速增长，使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规模发生巨大变化。到2015年年末，我国 GDP 总量达到67.7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9倍，从占全球GDP的1.8%上升到13%左右。到2009年，按照汇率折算，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2015年年末我国人均GDP达到49000多元，保持了持续30多年平均8.5%左右的增速。在此期间，我国人口增长了41%以上。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把49000元折算成美元，就是7800元，大概为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历史阶段，又会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首先说机遇。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高收入国家大概有70个左右，主要是发达国家，也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中，20个人口大国平均花了11年零9个月的时间。大国进入这个阶段，通常比小国快一点，这是大国的优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这个历史规律，给10年时间，能不能实现这个跨越，即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为起点，到2020年迈进高收入阶段呢？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假设，而是约70个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它们大体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用十一二年跃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多万亿元；到2020年翻一番，即约为90万亿元，相当于17万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也就是说，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可以赶上美国现在的规模。如果有这个基础，2030年我国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往下，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即到“第二个百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再来看挑战。现在最现实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国际社会，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跨越过去，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深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拉美国家。上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但直到40年后的今天它们依然没有实现跨越。所以，人们也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之为“拉美漩涡”“拉美陷阱”。
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之后，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作为亚洲的“第二梯队”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它们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现在30多年过去了，它们还是没有实现跨越。非但如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大规模倒退，被人形容为“东亚泡沫”现象。
到上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如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也门等，经济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石油、矿山、外来资本很多。但20多年了，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不仅如此，现在西亚、北非的动荡，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还看不到一个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