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高继明
当前，对于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绝大多数人很乐观，但也有一些人很悲观，乐观者以这几年查出的众多大老虎来立论，悲观者以影响经济发展等理由来说事。但我认为，看待当前的反腐败工作，要从四个角度着眼：一是看腐败的存量真正减少了没有；二是看腐败的增量真正遏制了没有；三是看反腐败的制度体系真正建立了没有；四是看廉政文化真正形成了没有。从这四个方面的衡量指标看，一是腐败的存量是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消化掉，一些领域还未触及，一些行业尚有死角，全覆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一些隐藏较深的腐败分子还在法网之外。二是增量得到了遏制，但也只能说是一定程度上的遏制，未完全遏制，台上反腐、台下腐败的问题依然存在，不时查处的“双面人”，严重冲击着群众的正常认知和对反腐败的共识。三是一些制度体系已经或正在建立，但还有许多漏洞和缺陷，而且随着查案的深入，制度体制方面的一些漏洞还会暴露出来。即使制度建立了，如执行不好，也还会发生寻租问题。四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根深蒂固，各种腐败问题会更多地以人情往来的面目出现，同时，规则意识缺失，不遵从规则约束是家常便饭，指望短期内消除这些积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廉政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期积淀，公民素质的提高需要持续积累。
因此，在反腐败的认知上，我们既不能有鸣金收兵、偃旗息鼓的乐观，也无须有没治了、没救了的悲观。面对这场输不起、也不能输的斗争，坚持做到查案不松手、不松劲、不松气、不松套，笃定是必须的，也是长期的。基于以下“三个需要”，我们必须在承载和背负查案责任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查办案件是形成震慑效应的需要
反腐的阶段性目标是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形成震慑效应，使其不敢腐。但震慑效应不会自然形成，也不会自发聚集，必然是查案推动生成。为此，一要严查重处。在当前阶段下，形成震慑既不能靠隔空喊话，也不能靠文件会议，严查重处才是正确的选项，查办案件越多，规模越大，震慑效应就越强，就越不敢伸手。我们强调力度不减，就是要通过规模的扩展、节奏的不变、尺度的不松、惩罚的严厉，对那些正在或将要腐败的人，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央反腐败不是玩虚的，而是在动真格，只要伸手，不但要付出失去自由地位荣誉的代价，而且要承受不能坐享其成、安然自得的危机感、紧张感和心理负担感，否则，正在形成的震慑效应就会失守，增量会变本加厉地抬升集聚。二要消弭杂音。形成震慑效应，当然不是为了形成社会恐慌、人人自危的局面，那些历来奉公守法的公职人员，希望日子过得好一点的善良百姓，却懂得“心里没有鬼，不怕半夜鬼敲门”的朴素道理。所谓反腐制造社会恐慌，只不过是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者制造舆论的烟幕弹，你说形成震慑，他就说在制造紧张气氛；你说零容忍，他就说腐败是难免的；你说力度不减，他就说影响经济发展；你说要制度防腐，他就说要“三权分立”；你说要建立不想腐的机制，他就说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你说全面从严治党，他就说这是转移经济下行的注意力，等等。这种抹黑反腐败国家战略的企图，确实有一定的市场。如果我们不高度警惕，而是自我设限，自我陶醉，消极刹车，就是在为这些奇谈怪论背书，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论”“政治斗争论”“腐败难免论”等错误观点也就找到了注脚，我们切不可被这些杂音所左右，只有坚决而有秩序地查办案件，毅然决然地查办案件，震慑效应才能形成，才能昭示我们的政治担当，厚植党的执政根基。三要满足群众预期。从这几年查案情况看，许多案件是历年发生的，边腐边升几乎是常态，其中查办不给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满足不了群众的心理预期，要不然就无法解释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办案条件，为什么这几年能有这么多的“老虎”落马、“苍蝇”被灭，而以往却做不到。所以，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现在查案是在弥补曾经的过失，填补贪腐给群众带来的信任赤字，修补执政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是取信于民的培土之举，也以此期望群众参与反腐。如果我们的办案工作不能满足群众的期待，就会给群众留下反腐半心半意、半途而废的印象，腐败很可能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弹，不仅不会使一些人有所收敛，反而会群起效仿，这从查处的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案件中就能得到充分印证。要知道，群众的失望情绪一旦弥漫开来，将如同决堤的洪水，把已经取得的震慑效应冲得无影无踪，更别说取得压倒性的震慑效应。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义无反顾地把查案进程坚持下去。
查办案件是制度防腐的需要
构建更高层次的不能腐的制度防线，必须以查案奠定和夯实相应的基础，使制度有落地的条件、有执行的环境。一是必须有共识基础。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当通过查案揭示出腐败带来的现实威胁、严重损失和危害后果后，人们的立场才能转变，注意力才能转向，去尝试其他办法和途径，一些管用、根本性的刚性制度才能在没有阻力的条件下建立，没有干扰的环境里生根，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些特殊群体才会自愿放弃既得利益，否则，即使有了制度，也不容易执行，而且会变形走样。所以，只有不断查案，才能形成制度建设的共识，制度防腐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二是必须有敬畏意识。能够落实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如果刚性的查案手段都不能遏制职务犯罪，那么较为柔性的制度同样无法做到。制度要得到落实，必须要有高度的理性自觉、真诚的制度信仰，使其愿意遵循、情愿受制度的约束。而做到这一点，既需要通过查案加以积累，更需要通过查案倒逼推进。只有向人们传递和表达出查案的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查一件成一件，既有规模，又有质量，群众看到了希望，才有可能想到制度的好处，向制度看齐，产生认同意识，制度才有生命力。三是必须发现问题。腐败问题只是一种表象和结果，背后的逻辑是体制机制问题，而发现问题的突破口在于查案，如果不查，看到的都是叠床架屋的已有制度，看似既有监督，又有成效，一查，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实际是许多形式主义的所谓制度掩盖了真问题。所以，有效的制度必须是配套的、系统的、能够落实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查案，特别是查办塌方式、系统性、抱团性、家族式的窝串案，才能真正发现导致案件频发的制度漏洞和机制缺陷，才能建立起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同时，只有做到了全覆盖、无禁区、不设限，才能发现普遍性、系统性的问题，制定的制度也才能全覆盖、无缝隙，也才有威慑力。所以，查案这一手，是制度立足的基础，即使将来制度完善了，也还要以查案巩固制度，否则，制度防腐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查办案件是营造清廉文化的需要
向更高境界的不想腐的理想状态迈进，必须培育和崇尚清廉的文化。当前的问题是，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塑清廉的政治生态，修复正常的社会生态，营造清廉的文化，绝非一日之功，必须长期努力，查案这一手始终是最有效的助推器。一是可以发挥导向功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国家，官员的一言一行，对社会价值取向有着极高的传导指引作用，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极高的模仿效应，如果人们天天看到的是官员贪腐、为官乱为、失职渎职，那么向社会和人们传导的只会是负能量。而有了这些问题不动刀，则会进一步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只有严厉整饬吏治，重典治官，有一件查一件，清廉的政治生态才能逐步形成，才能为社会提供正面的示范效应。二是可以发挥约束功能。我们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机会要公平、规则要公平、社会成本要降低。如果一个社会靠关系而不是靠勤奋成功、靠贪贿而不是靠本事致富，靠送礼而不是靠规则办事，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现实的窘境是：就业、上学、看病等都要花钱打点，成了工作生活的组成部分，导致社会流动差，进入门槛高，服务成本高，无处不在的“巨贪”“蚁蝇”，严重侵蚀着人们本该享有的正常权利，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只有驰而不息地查办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贪腐案件，做到零容忍，让群众看到有人问、有人管、有人查，才能消除人们见怪不怪的心理，扭转变异的社会管理方式，社会才能回归正常和理性，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才能向正常认知转变。三是可以发挥凝聚功能。我们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腐败则必然是美好生活的拦路虎，在这一点上，群众有高度的认同。如果查办案件的力度减弱，就会给群众带来不确定感，人们就会担忧未来，人心也就没有凝聚力、归属感。同时，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也会降低人们的创业、投资、消费意愿，推高生活工作成本，增加人们心理负担，就没有获得感和尊严感，更不必说有理想信念，清廉文化的形成只能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我们只有把查办案件的进程坚持下去，群众才会看到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久久为功，假以时日，清廉文化就会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