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
一、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第四次大综合”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了《经济学》一书，将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导出，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他从微观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出发来分析宏观经济。这种分析的方法就是分析厂商、企业和政府在劳动、产品、资本市场上的相互关系，并加强了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注重政府（权力）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为信息经济学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被称为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
笔者认为，斯蒂格利茨的这次大综合就其内容来看，只是增加了一些信息、激励、道德和逆向选择等一些内容，由于涉及不到制度、权力、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4个权利要素层面，也就是说没有包括已有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内容，更没有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革命结合起来，感觉不够全面和深刻，并且，他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出现巨大变化，所以笔者认为其不能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
那么，我来谈谈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的理解。从前三次大综合来看，都是发生在前三次大革命之后，都是以前次大革命和前次大综合的内容为基础。所以，我认为经济学的第四次大综合应该建立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第四次大革命基础之上，在内容上应该是基本概念的融合和主要流派的综合，应包括进去目前经济学中的主要流派，并且还能够使它们和谐相处，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也就是说，能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科学成分结合在一起，这才能够称得上是经济学的第四次大综合。
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
1、重新进行第四次大综合的条件已具备
我认为，重新进行经济学的第四次大综合的条件目前已经具备了。
第一、从时间上看，回顾经济学这240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从1776年—1948年这172年里，经济学有三次大综合，平均约每60年左右就会来一次理论大综合，出现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人物，非常巧合的是这与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现在从时间上看，240÷60=4，似乎在时间上到了出现第四次经济学理论大综合的时候了；
第二、从时代背景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经济学应该为社会各个阶层服务，为整个人类、国家、社会服务，为增加人类的幸福服务。“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既不是富人的经济学，也不是穷人的经济学，而是促进贫富合作与交换、以增进共同福利的经济学”（《南方周末》2007、9、6，秋风“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惟一出路”）。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说史上是第四次大革命，这个地位确立后，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说史上第四次大综合的基础。同时，为经济学今后的发展找到了方向。
第四、中国历史上有“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认为“和”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的，而“同”旨在排斥异己，消灭差别，整齐划一。古人对“和”与“同”的异同有着深刻的认识。孔子明确提出过“和而不同”的命题，并把此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理念昭示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世界之所以成立的本源，是天道。如果达到适中的、和谐的状态，天地万物就能各自恰如其分、生发有序。经济学说作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是如此。所以，只有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才能感悟到经济学中的天道也是一个“和”字，就会迸发“和谐”、“融合”的灵感，来综合各经济学流派，为各经济学流派找到其存在的恰当位置。历史上印度阿克巴大帝对其他文化的宽容与接纳，创造了莫卧儿王朝的黄金时代，我国盛唐对其他文化的包容与吸纳，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我们应该有比阿克巴、唐太宗更为宽广的胸怀，吸收和接纳人类经济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
前面，对经济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重新进行了发展融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历史地位，下面，笔者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这可能是经济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虽然很难，但可一试。
2、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
仔细分析我们就会猛然发现，原来每个经济学流派只是在重点研究经济活动过程的某个环节或某个经济要素，以求解决当时存在的重大经济问题。在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重大经济问题后，很可能解释不了以后出现的新问题，若出现新问题，则需要再出现一个新经济学说来解释。每个经济学流派都有各自适应的经济时期和经济环境。经济学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从环节看，现代形成的三大经济学体系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侧重研究消费→需求环节，将需求（个人、企业、政府、国际需求）作为按排经济活动的依据；列昂•瓦尔拉斯（通常认为是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主义及其之前的经济学侧重研究生产→交换环节，将效率（资源配置、效益、成本）作为研究重点，注重形式和现象的研究，其中，重农主义研究生产环节、重商主义研究交换环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研究分配环节，重点分析人与人在财富分配中的生产关系，注重内容和本质的研究。这三大体系内容丰富，各自建起了理论大厦。
从经济要素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劳动要素，土地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是土地（资源）要素、《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要素、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信息要素、技术经济学研究的是技术要素、货币银行学和弗里得曼的现代货币主义研究货币要素、熊彼特研究的是企业家要素、理性预期学派研究的是预期要素、科斯和诺思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要素、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政府）权力和利益集团要素等等，《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要素，如此而已。
可以说，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经济活动过程的5个环节不断被认识和参与经济活动过程的12个经济要素不断被发现的历史，是外生要素不断被变为内生要素的历史。这5个环节应该衔接，12个经济要素的力量应均衡、和谐。经济学只有研究到利益集团这个层次，才能看清本质。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是可以完成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的，比斯蒂格利茨1993年经济学的“第四次大综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深刻多了。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后，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就可以转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了。
经过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后，实际上就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的内在逻辑上，并且能将现今主要经济学流派安排进来，使经济学有了一个有机完整的体系。如果给它起个正式学名的话可以称之为“中国新古典和谐经济学”。“中国”的意思是这个新经济学理论体系诞生在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理念、特色和风格，适合中国国情，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新古典”的意思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强调了该理论具有经济学的一般性，“和谐”的意思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强调政府发挥更好而不是更多的作用。
第四部分 用中国新古典和谐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中国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近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解释其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学派大师弗里德曼教授虽然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但在他的回忆录中坦言，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自己不知道答案。现在用中国新古典和谐经济学，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首先从经济活动过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再生产过程被认为是经济活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的，没有需求环节，而且交换也不是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交换，类似于调拨。改革开放后，尊重和培育个人的需求，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交换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换，经济活动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变为需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五个环节。
再次从参与经济活动过程的经济要素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是生产要素和权利要素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影响因素最多的和最复杂的一种经济，生产函数是：Q=f（生产要素，权利要素）。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下，无生产要素，只有国家和集体两个经济主体，劳动者不是“经济人”，人性中的利己性被完全置于权利要素之下消失了，因而就没有效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8个生产要素出现并逐渐增加并能够流动，经济主体增多，劳动者逐渐变为“经济人”，人性中的利己性又回归进入到生产要素之中，人口、资源和环境贡献出了“红利”。获得了自由的经济主体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能相对自由地将各种经济要素加入到经济活动过程中。从4个权利要素看，在意识形态层面，从内部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和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从“不争论”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长期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从外部看，恰在此时，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经济全球一体化，东亚地区出现了“雁行模式”，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的后发优势异军突起，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在利益集团和权力要素层面，这30年的改革是靠自上而下的权力要素——高层领导推动的，通过价格的“双轨制”、放权让利等，调动了旧体制下的政府官僚改革的积极性，不同利益地区（同级省市县）之间展开了竞争。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和保护了私有产权和现代企业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显现，提高了制度资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权力要素越过制度这倒防火墙，和生产要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力量过强，是产生当前不公平的根源。
现有的各种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根本愿因是：目前各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活动的研究重点只限于某个环节或某个经济要素，不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整体的研究。所以，单单用某个经济学流派是解释不清的。用苏轼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这种情况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中国新古典和谐经济学则是对经济活动的五个环节和12个经济要素进行的全面完整研究，是将各流派综合在一起的新经济学理论，所以，它就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既不全面也不深刻。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是世界上参与的经济要素最多和最复杂的一种经济，中国新古典和谐经济学能解释它，就能解释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所以，中国新古典和谐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一般性。
第五部分 结 论
通过前面五个部分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找到了一个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径、新方法，它能够完全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必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
展望今后30年，我们应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继续前进，重点抓住分配环节和利益集团要素，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出新的红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公平和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培育中产阶级，依靠中产阶级，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谐包容性经济增长。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到2050年时，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