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1、将社会再生产过程发展为经济活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四个环节，顺序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没有需求。但仔细分析，如果我们没有需求，也就不必去生产了。知道了需求，就知道了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需要雇用多少职工，广大消费者的意愿和权利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需求是能够决定产出和就业的，需求是经济活动过程必不可少的第一环节，需求是经济活动的“发动机”。有了需求环节，经济活动过程才是完整的。再者，市场经济不是物物交换，是生产了人们所需的产品后，先进行交换，实现了利润后再进行分配，分配的不是实物，而是货币，交换在前，分配在后。所以，经济活动过程的环节顺序是需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样，社会再生产过程就发展成为经济活动过程。
从经济学的发展史看，经济活动过程的五个环节是一个不断被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居然经历了近400年。早期的重商主义重点研究的是交换环节，重农主义才转入生产环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分配环节，凯恩斯经济学重点研究消费、需求环节。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虽然也涉及需求，但只是将需求作为一个变量，并没有将需求作为经济活动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没有将经济活动过程有意识地划分成五个环节。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卓烔和李炳炎曾设想按《资本论》三卷的结构、“从过程出发”对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进行分析，但他们纠结于如资本、剩余价值、工资等等不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因而只好对这些经济范畴进行改造，比如把“资本”改为“社本（社会主义资本）”，李炳炎为此还出版了《社本论》一书。令人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没有继续下去，他们也没有发现参与经济活动过程的经济要素。
经济活动过程五个环节如下图所示：
五个环节的关系：需求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前一个环节是自变量，后一个环节是因变量，因此，后一个环节是前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函数。五个环节可以简化为三端：需求端（需求环节+消费环节）、分配端（分配环节）、供给端（生产环节+交换环节）。在经济学说史上，萨伊认为需求是供给的函数，而凯恩斯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笔者认为凯恩斯在经济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将需求作为环节而不是作为变量对待，并恢复了曾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对经济总量的研究。从这两个人的理论出发，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就有了从需求端管理和供给端管理的双向方法。其实分配在五个环节中是十分重要的，是经济活动过程的一个“变速器”，它能直接拉动有效需求，从而影响有效供给。从分配端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调控方向。这样宏观经济的调控可以从三个方向：需求端、供给端和分配端来进行，这是笔者的一个新发现。过去我们受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影响，只重视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管理，忽视了分配端的管理。笔者看来，分配特别是社会保障程度是影响有效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端，要想在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期间恢复经济，进行社会制度改革，调整经济总量的分配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程度是一个新的宏观调控手段。所以，无论从当前的经济形势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讲，是到了“扣其两端执其中”、对分配端应该重视的时候了。
2、将生产要素丰富为12个常态经济要素
上面我们认识了经济活动过程，那么，谁来参与经济活动过程呢？是经济要素。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经济要素。
要素是一事物或一系统内部的构成因素或元素。
经济要素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参与经济活动、并经常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财富的源泉。影响经济活动的要素非常多，这里只研究经常地、起重要作用的常态要素。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虽然涉及资本、工人、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但并没有将它们当做经济要素。西方经济学那里只有生产要素的概念，并且已从三要素发展为六要素，即：劳动、土地（资源）、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和信息。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现在的经济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信息网络化和货币信用化的程度，并且政府发挥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所以，经济要素不仅包括生产要素，还应包括权利要素。生产要素有8个：劳动、土地（资源）、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货币、信息和预期，它们的组合就是生产力；权利要素有4个：制度、权力、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它们的组合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2个经济要素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直到现在，我们只认识了6个生产要素，没有权利要素的概念，并且将权利要素视为经济活动过程的外生要素，实际上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内生要素。
另外，战争、气候、自然灾害、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程度以及人的心理和生理等也是影响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只不过它们被假设不变或并不经常发生，不是常态要素，因此不列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它们的确影响资源配置。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才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如，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北极冰融现象加剧，北冰洋内可能出现通航大道。它将大大降低运输成本，也会对世界经济和中国工业中心重新布局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会产生要素力量。经济要素的力量是指各个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各个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力量的大小，要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一般来讲，在一定时期内，总有一个或几个经济要素力量强，在起主导作用，其他经济要素力量弱，起一般作用，力量太强或太弱都会起反作用。同时，在分析经济活动时，不仅要分析生产要素的力量，而且更要分析权利要素的力量，因为权利要素的影响是全面的、宏观的影响。当前影响经济活动的经济要素主要是货币和利益集团两个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张图是笔者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的，或许这与克里克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一样，找到了经济学的密码，使经济学变得简单清晰。
8个生产要素处于同一个层次，他们是在既定的制度要素内运行，它们的组合就是生产力，组合的越自由效率就越高。制度、权力、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这4个权利要素处于不同的层次，四个权利要素由低到高层次的顺序是制度要素、权力要素、利益集团要素和意识形态要素。制度要素处于最低层次，它是其他三个要素意志的表现结果，制度要素不仅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而且还是权力要素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一道防火墙，是孟德斯鸠所说的使权力休止的“遇有界限的地方”；制度是由权力制定的，所以制度要素的上面是权力要素；权力是由利益集团安排行使的，所以利益集团要素在权力要素之上；最上面的是意识形态要素，它决定着利益集团的行动方向。
对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要素，在西方经济学中，可用生产函数表示为Q=f(X1，X2，X3，…，XN)，Q表示产量，Xi（i=1——N）表示投入的各种经济要素，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是生产要素。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型来的，参与中国经济活动过程的经济要素不仅有8个生产要素，更有4个权利要素，那么，中国特色的生产函数为：Q=f（生产要素，权利要素）。
经济活动过程5个环节的衔接和12个参与经济活动过程的重要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是经济活动过程的内在逻辑，其中分配环节和利益集团要素是经济运行中的“任、督二脉”。任脉与督脉是人体上的两大主干线，人脉主外，通大脑（意识形态），主气、血、力，涵盖全身的神经，利益集团要素犹如任脉。督脉主能量，通五脏六腑（生产要素），向其提供所需的养料和氧气，分配环节犹如督脉。
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诞生和货币发展为信用货币之后，各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运用货币政策上，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出台。这种做法忘记了凯恩斯生活在货币金本位制度下这一重要前提，用无发行准备的信用货币超发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不下功夫搞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种懒政行为、短期行为。正确的做法是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激励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稳定、持久地良性增长。
由于经济活动的环节和参与的经济要素很多，并且每种要素的力量都在时刻发生变化，所以经济运行是一种非理想状态。理想状态是可以用数学精确计算的状态，是一种理论状态；非理想状态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描述，但无法精确计算的状态，是一种现实状态。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种非理想状态。经济学说的成立不是因为其永恒的正确性，而是能够正确地解决了当时出现的经济问题。
三、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占据着我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我们对它的来源、形成和意义研究颇多，对其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却鲜有研究和明确。那么，它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要从经济学说史上的几次大革命和几次大综合说起。
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至今240年中，经济学说史上有三大革命和三次大综合，在每一次大综合之前都会出现一次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革命。下面简要介绍一下：
1、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一次大综合
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１７７６）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经济学只注重财富管理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确立了以财富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这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第一次发生巨大变化。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生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该书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理论、生产成本论、李嘉图的土地级差地租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西尼尔的节欲论等，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并在他的理论中相安相处，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他看到了当时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现实，非常同情劳动者的命运，对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很不满意，提出了社会改良观点和政策主张。他说：“我们对采取最好形式的私有制或采取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一无所知，因而无法确定这两种制度中哪一种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因此，现在的任务不是取消私有制，而是对他加以改良，使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好处。
2、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革命和第二次大综合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是“边际革命”，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１８５４）、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７１）、利昂•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１８７４）和威廉•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１８７９）。“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包括劳动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第二次发生巨大变化。在物质产品相对丰富的基础上，人类的消费不仅得到了量上的满足，而且对消费品的品质提出了主观的感受，这就是效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或生产成本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或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新建立了一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其中，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理论，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 （需求）理论，并以供给函数 （供给曲线）和消费函数（消费曲线）的形式，统一于以数学 （微积分） 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
19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兴起，出现了生产论和边际效用论之间的矛盾，即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还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理论矛盾。古典经济学认为由生产成本决定，边际效用论认为由边际效用决定。马歇尔认为，生产成本决定商品的供给价格，边际效用决定商品的需求价格，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商品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此时商品的产量就是均衡产量，生产成本论和边际效用论都是有道理的。这种将生产成本论和边际效用论综合起来的均衡价格理论是经济学上的一大理论创新。
3、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革命和第三次大综合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 是以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１９３６）为标志， 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市场是完美的和能自我修复的结论失效。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第一次确立了以宏观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对象，对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 以及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开创了“国家干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第三次发生巨大变化。1948年，保罗•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一书，以“充分就业”为界，以货币为“虫洞”，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连接起来。该理论把描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把描述未能实现充分就业非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
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来越显示出是一种混合经济。经济学既要研究市场的经济功能和那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又要研究政府的经济功能和“那只看得见的手”，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即实现充分就业。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综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既强调国家干预又注重市场机制的“新古典综合派”，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
4、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历史地位
1867年，卡尔•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资本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入手，发现了剩余价值，单刀直入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两大利益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经济现象转变为研究经济本质，对经济总量的结构（不同利益集团占比）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是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一次大革命，犹如凯恩斯将经济学从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一样。虽然这次大革命比凯恩斯的第三大革命次来得早，但由于第三次大革命已得到广泛认可，笔者在这里就只好称之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革命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历史地位，这是笔者的一个重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个地位明确后，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继续前进。
前三次大革命和前三次大综合是相互关联的，即每次大综合都是建立在前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那么，有了马克思的第四次大革命，相应的就应该有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