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中国的发展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有新的转变。西方学者学术观念的转变是值得欢迎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会在学术上支持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强国，需要中国学者自己去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提高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是抓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就史学来说，我国史学的许多研究无疑有独步世界的学术成就，但是还没有被国际学界所了解、所接受。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中国历史学者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中国学者就开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今天，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详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否则，话语体系就是无根的浮萍，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史学研究。比如，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对当今世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如何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课题都需要历史学者深入研究。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根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上有说服力，才有助于提高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和话语权。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的研究，产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多种体系宏大、结构严密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和话语权的提高，当然也会有许多具体的表现。比如，西方国家学术界主动翻译引进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成果，作为其研究、认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基本参考，也作为其研究、认识世界历史和现状的重要参考；西方大量历史学者来中国访学，大量留学生为学习历史到中国深造。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术界也要主动翻译出版我国历史学界的代表性著作，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荐到西方国家；我国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应召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去评价和推介我国历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在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过程中需要做好的具体工作。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不会一蹴可就，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绝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历史学者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对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中国学术界理论和文化创造力的自信，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