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要论:对战略对话的几点思考

2016-06-17 09:33:29 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孙明霞
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间,我奉命率中方工作团队同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大国和大国集团进行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务实管用的战略对话与沟通,形成了以下几点思考。

    在中外战略对话中,作为对话一方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旧中国,而是快速发展又绝不当超级大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我们绝不能像那段时间的当政者那样跪在地上办外交,一定要挺直腰板,绝不能有丝毫奴颜媚骨。新中国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能够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内外政策的国家,这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不管风吹浪打,我们独立自主的精气神不能丢。由于我国块头大,在发展、在强大,一些国际人士对此有些担忧。我们不能像有的国家那样搞霸权外交,不能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打谁、想干涉谁的内政就干涉谁的内政,对世界上的事情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是很不得人心、很遭人恨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害。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就是既不搞霸权外交,也不搞屈辱外交。同大国的战略对话,应努力坚持和体现中国外交的原则、特色和风格。

    当前,搞好中美、中俄战略对话最为重要。尽管中俄关系已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但仍须精心培育,使之好上加好。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也是最复杂、对世界牵动和影响最大、最需要下功夫处理的大国关系,所以在中美战略对话上我们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从事中美战略对话,既要密切跟踪中美关系的变化情况,又要洞察彼此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适时进行深层的战略沟通,努力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去,从而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施加积极影响。实践证明,只要着眼中美关系大局和人类福祉,相互尊重、坦诚沟通、耐心对话,把问题谈深谈透,中美在许多问题上是能找到共同语言、妥善处理分歧的,包括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上都能谈到一块儿去。

    提高开展战略对话的能力和水平

    搞好战略对话,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周恩来同志说过,外交是一门艺术。战略对话是对外交官政治水平、政策水平、战略思维、文化修养、人格魅力、语言艺术、业务素质等要求比较高的外交工作。掌握谈判对话的艺术不易,娴熟运用就更难,需要用心学习、思考、琢磨和积累,包括虚心向对话伙伴学习。不仅个人需要学习,国家也需要学习。应学习全面思考分析历史潮流的趋向,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冷静评估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正确制定和妥善实施对外政策;持续思考怎么做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外交官,怎么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怎么更好地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怎么把各种战略对话搞得更加有声有色,怎么培养造就同我国外交事业更大发展相适应的外交家、政治家、战略家。在这些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提高开展战略对话的能力和水平,有赖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理论体系。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同志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过:“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讲外交学,但是将来,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系统的、科学的外交学。”今天,作为一个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加速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着手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思想内涵深厚的外交学理论体系,即周恩来同志所说的系统的、科学的中国外交学,用以指导今后的中国外交。为此,需要对新中国外交史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还要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涌现的各种外交思想。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毫无疑问,在这份珍贵的遗产中,也蕴含着卓越的外交智慧和深邃的外交思想。实际上,这些思想和智慧深深影响了我们当前的各种战略对话,也必将影响未来的战略对话。

    我们同各大国启动和展开战略对话的最近10年,正是中国大发展的10年。回顾一下历史,自鸦片战争后的100余年中,有哪一个大国曾倡议同中国进行类似今天这样的战略对话呢?没有!因为人家瞧不起你,认定你没有同它进行战略对话的资格。只是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才有大国开始有意同中国进行战略对话与沟通,进而有大国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战略对话的机制,最终我们同各大国和国家集团的战略对话都开展起来了。事实表明,要确保对话可持续并更有效进行下去,最根本的是我们中国人要万众一心,继续下功夫办好自己的事情,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对人类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贡献更多更大。须知,一个穷国、弱国,一个缺乏国际贡献和影响力的国家,即便再大,也是没人有兴趣同你搞什么战略对话的。

    我国过去10年同各大国的战略对话,是新形势下我们同外部世界开展战略沟通的一些探索和尝试,还大有文章可做。展望未来,中国与外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变化、大变化。与举足轻重的大国进行深度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努力从大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源头上,即世界观、中国观、安全观、利益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等层面施加积极影响,始终是中国外交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与时俱进地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完善好战略对话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必定大有益于中国,也大有益于世界。

    (作者为原国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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