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思想内含丰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性，而在理论界引起高度关注。其中一句：“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更是发人深省，引人思考。
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接近世界中心”的时候，且参与到世界规则制订中来。这决定着一个重要命题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怎么走，或者说中国以什么方式崛起，这是所有关注中华民族命运，关注中国大国道路的人们必定思考的。中国只能选择文明道路而非“铁血道路”。既然走文明的道路，就需要文明的创造力，由文明创造实现文明引领，这就涉及到思想特别是世界级的伟大思想。
思想尤其伟大思想从哪里来，产生大思想的思想家如何生成？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的判断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迹，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思想确有路径。这个路径已经清晰反映在习近平的讲话中，需要我们深刻理解把握。
第一，大思想生成于大时代。“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习近平的讲话实际上阐明的是人类历史规律。
如果将这一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道理更加清晰。我们还是来看讲话中的分析判断，“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事实正是这样，我国的全面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作支撑，同时，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应对域外各种思潮的冲击，同样需要强大而先进的思想理论。需要是最强大的催化剂，当理论工作者真正弄清了历史规律，真切感知大时代的精神脉动，大思想便应运而生。
第二，大思想家成长于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讲话明确指出了中国学术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讲话同样作了分析和例举，包括存在较为严重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存在“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问题，以及“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的问题。正是这些“学术不端”，导致了“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
凡此种种，原因固然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理论工作者的品德修养不高，与思想家要求存在很大距离。思想不能与品德划等号，思想的价值也不是以思想家的品德来检验，但思想的产生一定奠基于思想家的品德和精神境界。因为思想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尤其思想有时是要付代价的，并且思想越伟大，付出的代价也往往越大，没有高尚的情操和人文情怀，不可能有创新思想的洞察力，更不会为思想而献身的勇气。
习近平在与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青年代表座谈时曾经指出，“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所以强调胸怀和大我，就是因为非此不足以支撑思想。这个道理早在古人的观点中，“小胜在智，大胜在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有什么样的境界就有什么样的人文情怀，进而决定能不能看得更远，上得更高。
所以，要成为大思想家，必须按照讲话所言，“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