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多个“盛世”。这些盛世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毫无例外的是，每一个盛世都与法制勃兴密切相关。虽然古代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了解和探寻中国古代盛世中的法制要义，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我们专门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制史学家张晋藩。
记者：张教授，您好。回望历史，中国古代曾经有许多“盛世”，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能否请您谈一谈这些盛世都有哪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张晋藩：尽管从成康时期到康乾时期，已经历时数千年，不同时期“盛世”的内涵会因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有所区别，但是有一些特征，确是所有的盛世所共同具备的。
首要的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盛世多出现在“大一统”的时期，此时国内安定，外患平息，各民族和平共处，团结在统一的王朝之下。如唐王朝建立后，经过努力，降服突厥，使得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各民族“一道同风”，即便是“夷狄之邦”，也尊太宗为“天可汗”。康乾盛世也是在康、雍、乾三朝君主平三藩、复台湾、败准噶尔、定回部等基础上开创出来的疆域辽阔、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时代。所以盛世的第一大表现，就在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其次是经济发展，百姓富庶。盛世通常都是在吸取前朝虐民而亡的教训后，通过实施与民休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政策等逐步创造出来的，往往需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如汉初高帝时，经过连年战争，经济衰败，皇帝出行甚至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匹。经过发展经济、与民休息的政策实施，至武帝时，仓库的粮食多到“红腐而不可食”，库存铜钱之多使得穿钱之索都朽烂了。又如唐朝经过贞观朝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立法，出现了著名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所描写的百姓富庶、国泰民安的景象：“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虽然这段论述不乏有史家溢美之嫌，但若非百姓富裕，又安能致之？再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离乱中回忆“开元盛世”时的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表达了盛世经济富庶这一特征。
再次是政治开明，法律宽平。这既是盛世的表现，也是盛世得以开创的重要原因。历来开创盛世之君，一般能够倾听臣下的谏诤，注意改正缺失。最著名者如唐太宗之对魏征，不以其忠直逆鳞为忤，由此推动了言谏之风，造成了开明的政治氛围。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主张立法宽平，不以私害法，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并且一再提醒臣下要注意约法省刑，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曾赞誉“太宗克己求治，几致刑措”。
最后是文化繁荣，文明远播。古代盛世，也是文化上高度繁荣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化巨子，如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诸大诗人，还有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贡献出大量的文化成果。康乾盛世时《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极一时之盛。在法文化方面也是如此，盛唐时期，日本、高丽等国都派出遣唐学者到中国学习法律，日本的《近江令》《养老律令》《大宝律令》、高丽的《高丽律》、越南的《国朝刑律》都取法于《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所覆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