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正如“四个全面”所示，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全面”，“全面”就是“系统”。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细化，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而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则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系统改革计划。
在反腐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制度层面消除了机构和权力过于分散、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自己的腐败自己反）丛生等现象，把权力集中在中纪委手中，中央各部委、省政府的腐败案件由中纪委直接来处理。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即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建立至少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通过整合和协调中纪委和监察委，把党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第二，有效制衡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前监察部分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这就为反政府部门的腐败制造了困难。现在监察委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大，而非政府。第三，反腐败的效率。监察委整合了从前分散于各个部门的相关权力（即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监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机构），这减少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使得监察和反腐败更加有效。
中国的制度进步并不表明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秦枫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