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和平面历史观
从亚当·斯密、黑格尔到斯大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所秉持的都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一种以欧洲近代以来全球扩张为整个思维基点的平面历史观。当代欧美勃兴的后现代史学，对原先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平面历史观形成有力冲击。但是，他们拒绝承认历史发展在整体上、本质上的必然性或规律性，使历史研究陷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最终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平面历史观。
要真正清楚地说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防止历史研究落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必须有一个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宏大的历史观，必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通盘了解，特别是对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有一个通盘了解。我们要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必须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如果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仍然只靠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凭借对其一个局部、一个片段的了解，不对中国几千年来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还必须对世界历史重新加以认识。这要求我们不仅仅对欧洲的历史，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一个同样清晰的、不带这样那样有色眼镜的、不带固定框架的完整了解。在这方面，马克思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马克思毕生都十分重视历史研究，这是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作出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贡献的坚实基础。他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中有一段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历史联系形成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联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说明了历史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历史研究必须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就是对于历史联系必须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
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撰写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经济史著作，是一部商品、货币以及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有血有肉的历史著作，是一部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法制史于一体的历史著作。事实充分证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全面准确的把握，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的科学基石。正因为马克思对历史联系的形成和变迁有着深刻了解，所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套用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当他晚年将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西欧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后，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1879—1882年期间所作的《人类学笔记》和1881—1882年期间所作的《历史学笔记》。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更为集中地研究了印第安人、墨西哥、秘鲁、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农村公社和土地所有制演变的过程，研究了家庭、私有制、国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学笔记》重点关注国家制度的变迁以及国际关系与世界总格局的演变，举凡西罗马帝国的兴亡，蛮族的征服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阿拉伯帝国、塞尔柱突厥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衰，14世纪中叶以前的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意大利的社会制度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社会演变和资本原始积累，货币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西欧城市与王权的联盟，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等等，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另有一批关于各民族经济史的笔记。这是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一次更广泛的再研究，是为了克服先前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一隅的缺陷。可惜的是，当时有关中国历史的西文文献太少，马克思未来得及对中国历史作专门研究。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浩繁的手稿、笔记时，人们不能不为马克思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极为严谨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马克思正是通过尽可能全面掌握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比较、精密考证，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起来，透过表象去了解历史本质，超越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去了解历史全貌。马克思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要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绎，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认识，而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吸取各种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和修正自己原先的认识，一步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马克思以其卓越的研究实践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宏大的历史观，怎样才能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平面历史观。我国史学要创新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应该从马克思的研究实践中得到深刻启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