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史学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就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大力推进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
认真审视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不足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为了揭示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作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分析框架都直接来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转进中国的。这些新的观念和分析框架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却又常常妨碍我们对中国历史本来面貌的认识。至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更是如此，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根本没有条件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直接对世界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然而，近代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许多都是很片面的。比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发展至少从元代以后就已经基本停滞了。他认为，中国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处于停滞状态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更加彻底的否定性评价。比如，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历史基本上是没有发展的，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社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化，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文化已经僵化的国家。亚当·斯密与黑格尔当时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都非常有限，而且许多知识都相当片面，他们的论断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想象作出的臆断。但这些论断符合西方向东方、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因此逐渐成为西方中国观中的主流意识。
日本明治时代在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福泽谕吉，他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就是《文明论概略》，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混沌期、野蛮期一直到开化期。在他眼里，中国以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都处于文明的未开化期，他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日本现代中国学的众多奠基者对中国历史比欧洲学者要熟悉得多，他们不断将亚当·斯密与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这些论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学者。比如，清朝末年的梁启超称中国为“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亚当·斯密、黑格尔以及当时日本学界流行观点的影响。
苏联在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解释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当时，托洛茨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高，斯大林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很强的国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的估计关系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发展阶段等问题，所以对中国历史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个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围绕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矛盾和争论一下子激化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谁来负？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于是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最终大体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结论。后来，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布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唯一正确的解释。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事实上只能按照斯大林给出的观点进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一大批学人，在历史研究中引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话语表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年鉴学派，从结构主义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都被当作创新的成果介绍进来。他们特别崇尚另辟蹊径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热衷于解构先前各种被视为本质、共识的观点或认知。这些研究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对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转变影响很大。
现在，西方的中国学已大大突破了他们的先辈亚当·斯密与黑格尔那些旧说。可是，我们仍有一些学者至今仍常常把这些先辈的旧说当成不可动摇的结论，继续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前提。对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能否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我们也缺乏认真的反思。可见，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首先必须对这些理论和话语进行非常认真的反省，而且必须是全方位的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