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
在中国，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价格”调控手段优于“数量”调控手段。大家都认为，价格调控手段是市场化的、是先进的；而数量调控手段是非市场化的、是落后的，因而是需要改革的。我认为，这误读了价格和数量的关系，误读了市场调控和非市场调控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在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下，量、价反向变化，是一种常态。举例来说，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若要将利率水平向下调整，其具体的路径，就是由货币当局在市场上不断购买有价证券（通常是无风险的国债），并通过这个渠道增加市场上的货币和信用供给。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供给增加必然引起价格（利率）下降，如此反复施为，市场利率将逐渐被“逼”到“理想”的政策水平，当局的市场购买行动便可停止，一项利率调整的政策便告完成。应当说，在我们这里，量价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利率手段的运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伴随量的变化。我们的政策利率的变化，并没有造成资金供求关系的相应变化，因而那些不受管制的市场中的利率走势就可能与政策利率不一致，于是会进一步产生套利行为，进而弱化价格调控的效力。揭示市场经济中量、价调控的具体实施过程，我们便可知晓，无论是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都有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分。也就是说，利率手段固然可以被市场化使用，但也是可能被高度行政化使用的。在历史上，我国曾规定过百多种利率，生产红领巾适用一种利率，生产小学生作业本适用另一种利率，如此等等。你要说这种利率调控是市场化调控，那显然是不顾事实的。反观当下，我国的利率手段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被行政化、非市场化使用着。在我们这里，要调整利率，一般只是“宣布”一下，并不顾及与此对应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没有数量变化相配合的价格调控，本质上只是一种再分配手段，而且，其价格调控的效力，当然也就大大下降了。
我们也看到，在本轮危机中，价、量的调控手段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分离使用，但那是在非常极端情况下发生的事。美国这次采取“量宽”，同时保持利率水平在零上不变，那是因为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信用危机。在现实中，发生了货币供应很多，但是不能够有效转变为信用的情况。换言之，货币、信用、金融等等我们惯常混淆使用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由于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使货币变成信用，货币当局只好实施量宽，即直接向市场放钱，籍此增加社会信用。
三、关于宏观调控目标
传统上，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从发展上看，这四大目标其实是逐渐提出并增加到政策清单中去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宏观当局平均使用力量去全面追求四大目标同时实现。在现实中，促进就业和反通胀是多数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有些国家的有些时候，调控当局特别是货币当局甚至就只追求物价稳定，并就此形成“通货膨胀目标制”。然而，这还是体现在面上的目标。如果深入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具体实践过程，就会发现，有个潜在的目标很重要，那就是劳动生产率。我们注意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做决策，并不单独关注物价、工资率等等的变化，通常，他会将这些变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相比较。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物价上涨，超过工资率上涨，那么他就认定经济没有问题，货币政策便保持不变。我认为，这里体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即宏观调控要密切结合实体经济的状况。劳动生产率代表了实体经济的一些变化，而货币利率、物价水平的变化则发生在虚拟经济层面。如此，只要这些虚拟经济变量的变化没有对实体经济的变化产生抑制，经济自身就没有大问题，宏观政策就不必有大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