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五个统筹”，维护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

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自古以来，安全问题就是“国之大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家国内忧外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对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积极维护国家安全，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回顾了新时代国家安全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这一重大论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抓好二者的统筹协调，不可偏废。没有发展作为基础，我们要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增进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同时，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旦安全全面失守，我们发展取得的成果、积累的财富也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必须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当前，我们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安全能力的短板和弱项问题，既要推动国家实力不断转化为有效管用的政策工具，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又要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良性互动、同向同行。

第二，统筹开放与安全，守住对外开放的安全底线。实现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巨大的勇气决心推进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体系，既引进了外部的资金、技术、管理、标准，又为中国制造打开了国际市场通道，获得了发展的巨大外部动力。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有效应对外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打压，避免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照抄照搬和过度依附而掉入的政治陷阱，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对华贸易战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在开放环境中维护了自主和安全。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大力度和决心稳定外贸、吸引外资，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参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格局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更要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开放的原则和方向，该开放的坚决开放，不能开放的坚决不开放，同一切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大家认识到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处理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安全审查的关系，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开放。

第三，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拓展国家治理的安全视野。在不同历史时期，安全问题的性质和类型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演化。冷战时期，安全问题具有传统性，国际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大国对抗与冲突、军备扩张与竞赛、主权争端与领土纠纷。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导致跨国性威胁和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重大挑战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博弈以及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使得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再次上升。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共振，增加了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联动性。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不仅导致世界多国出现经济衰颓和社会动荡，还加剧了大国之间的政治指责和战略对抗。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史无前例的制裁与反制裁不仅使得双方的地缘斗争严重升级，同时也对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带来剧烈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我们既要在传统安全议题中更多考虑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又要把握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传统安全影响，辩证认识和统筹应对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领域的安全问题。

第四，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构建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从历史视角看，人类社会之所以战争不断、冲突不止，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追求绝对安全的观念和行动。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一国寻求绝对安全的做法势必带来另一国的不安全，后者为求自保采取的对等行动又将增强前者的安全恐惧，从而使得双方最终都变得更不安全。遗憾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痴迷于自身的绝对安全，对内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推动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对外则四处寻找敌人，并借以巩固军事同盟体系、强化单极霸权秩序。然而，这种只顾自己绝对安全不管他人合理关切的做法势必引发世界众多国家的反对，从而引发国际动荡和失序。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欧洲多地发动侵略战争、策动颜色革命，导致多国陷入长期动荡，为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土壤，反过来造成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反噬。同样，西方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爆发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数轮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最终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和绝地反击。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主张摒弃零和博弈和以邻为壑的陈旧思维，树立命运与共的理念意识，在国际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共同安全。

第五，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注重更高层次的安全谋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拥有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充分运用自身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准确抓住战略机遇，沉静应对风险挑战，既维护国家安全又塑造国家安全，不仅要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更要具备塑造国家安全的主动意识和强大能力。塑造国家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善于总结，深刻把握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从历史成就中总结经验，从曲折挫折中汲取教训，从而在开创的正确道路上不断向前；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形势研判，从宏观和大局出发，从潮流和趋势出发，对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集体研究、作出战略部署，积极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布局，着眼于自身优势和潜力，着眼于长远和未来，以我为主，通过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相关工作去主动创造发展的新机遇；要求我们必须化危为机，在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做到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将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程转化为展示制度优势、战略能力和公民素养的历史机遇，打好防范化解危机的主动仗、翻身仗。（作者：刘世强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