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呈现突出特点——

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开放

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扩大开放推动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些顶层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四个突出特点。

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都提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倾向于给外资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倾向性是由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应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

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提高开放水平

近些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新的多边、双边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如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协定、欧加自由贸易协定（FTA）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与巨大反响。由11个成员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具有高目标、高标准、新规则的特点，是2018年以来多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代表性协定。这些协定如果全部生效，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2021年以来，中国又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必将推进国内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开放体系，倒逼国内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注入活力。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今后全球化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建立自贸区，探索高水平开放新路径

中国自2013年以来分批建立了共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希望它们成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更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度的实验田。2018年，又提出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纲要还明确，在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和新议题谈判中，优先领域是贸易便利化、投资、电子商务、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要通过自贸区的实践探索，为中国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提供经验做法和提升方向。

加快创造更好竞争环境

在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自己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制度。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江小涓 孟丽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