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植根于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继续巩固和完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必由之路。坚定的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奋勇前进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纯学理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大问题。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者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对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而且对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满怀自信。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既是一种对民族力量的自信，也是一种对党的力量、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坚定的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奋勇前进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坚持文化自信上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激励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没有自信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共产党亦是如此。号称共产党但没有自信，最终必将是一个党心涣散没有凝聚力没有战斗力的党，会逐渐失去它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曾经拥有大量党员而且在政治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共产党，而今在世界政治中变得无足轻重，就昭示了这个道理。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党员众多、执政70多年的党，最后自行宣布解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失去了继续领导的信心。这个自信丧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完全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有最充分的理由坚持文化自信
中国历史上，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文化之高度，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明初郑和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七下西洋，充当传递和平之音的友好使者而不是入侵者，这是何等的自信。即使清初康乾时代，中国仍然是西方不可小觑的东方泱泱大国。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各种不平等条约敲骨吸髓的掠夺。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危机，其重要表现就是丧失民族自信心，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但是继承优秀文化的中华儿女仍然怀着对民族的自信，奋起抗争。中国近代史上不乏这种志士仁人。秋瑾的著名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慷慨激昂，悲愤泣血，它代表了身处民族危亡之际的一批中华优秀儿女，前仆后继、以命相搏、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近代历史上中华优秀儿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坚持战斗，在战斗中失败，在失败中战斗，揩干牺牲同志身上的鲜血，继续前进，直到胜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充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深层次蕴含着文化自信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挫折和教训中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依靠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当时革命根据地虽偏处一隅，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失去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充满自信的宣言。
长征时期，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爬雪山过草地，几至弹尽粮绝，可红军仍然充满必胜信心。没有信心，从南到北，边走边战，横跨十四个省，历时两年的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豪迈乐观、令人振奋的诗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不怕牺牲、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没有信心，就走不出草地、爬不过雪山。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突袭惯技，占我东北，后又发动“七七事变”，当时“抗战必亡”的亡国论甚嚣尘上，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失败情绪。敢于担当的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打出了坚决抗战的旗帜，点燃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火焰，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抗战希望和信念的中流砥柱。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自信的光辉著作。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实践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就是这种民族自信心的文化凝聚，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任何公正的人，包括西方一些有良知的观察家都不得不承认，与清末不断割地赔款、视洋人如虎相比，与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各自依洋人以求靠山相比，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生凋敝、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打破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使中华民族生气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力得以重新焕发。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往往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面临革命变革时期的道路选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里所选择的道路，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是紧密相连的。革命时期我们有中国革命道路必胜的自信；抗战时期我们有中国抗日必胜的自信；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这些都是基于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深信，既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又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能力有信心选择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正确道路。
道路自信从深层次来说就蕴涵着文化自信。事实上，各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更没有唯一的模式。西方发展道路是由西方国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而不是为世界提供模式，也不可能提供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我们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满自信。这个自信不是高调空谈，它充分表现在中国道路取得的丰硕成果上。
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走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走所谓的“世界文明之路”，在他们看来，西方的道路是世界文明的普遍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脱离世界文明，是沿袭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之路，是自外于世界潮流的道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世界文明之路，就是人类的共同道路，而一个有自己历史传统、自己文化传统、自己国情的中国，就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呢？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是走通了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革命道路正确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吗？当代中国的现实就是证明。中国由原来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成为当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铁之长是世界之最，中国各种基础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不都是明摆着的吗！不愿听是聋子，不愿看是盲人。政治上的偏见，必然导致政治上耳聋目盲。
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上，合不合适自己最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把评价鞋子是否合自己脚的话语权，交给别人呢？以西方人的偏见来衡量中国道路的对错，实际上就是像用别人鞋子度量自己脚上的鞋子是否合脚一样荒谬。中国有“郑人买履”的寓言，那是宁愿相信鞋样而不相信自己脚的蠢人，这种蠢人用当代话说是教条主义，而以西方道路来评论中国道路也是一种教条，不过不是土教条而是洋教条。说轻点，是食洋不化，说重点，是“西方中心论”的流毒未消。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共产主义理想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本质要求，但是它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华优秀文化是共产主义理想能在中国深深扎根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渊源。邓小平同志曾用建设“小康社会”表达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用“求大同”、“大同世界，天下一家”表达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追求。无论是“小康社会”或“大同世界”都出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大同”一词则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在中国，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坚持文化自信二者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文化自信而坚定，文化自信因共产主义理想而光彩夺目。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一致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文化，但它是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又是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中华优秀文化的长期积淀，在中国就难以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要认真学习一下他们的思想著作，学习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就能发现其中包含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众多因素。
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担负着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认真学习中华优秀文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建立在坚定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缺乏自信，很难期待他能够真正树立理论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自信源于制度构建的文化传统
制度自信同样离不开文化自信。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文化内涵。例如，经济制度有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有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有法律文化，等等。一个社会选择建立什么样的基本制度，主要是由它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总和决定的，但经济基础只能决定制度的社会属性，至于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构建和制度特色，不能脱离一个民族既有的文化传统。因此从制度的最深层次来说，就蕴涵着构建制度的文化。
我们国家的制度构建有着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继承使得中国制度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例如，我们的制度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我们的干部选拔继承中国传统选贤与能的传统，注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选才用人思想，注重德才兼备，注重基层锻炼。如果我们在制度建设上没有文化自信，摒弃中华优秀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传统，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摒弃从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中选拔人才，不加分析地盲目相信一人一票就是民主，接受西方话语鼓吹的国家现代化，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鼓吹思想市场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借助思想多元来反对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鼓吹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会背离中华优秀文化的要义，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制度自信，还表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自信。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生态方面的建设，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等，归根到底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这表明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和”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将它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文化是“和”的文化，而不是扩张的文化。中国是在取得民族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逐步推进现代化的。我们是在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与世界密切交往中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殖民、没有掠夺，而是互利共赢；没有血与火，没有战争，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增强世界和平、防止战争的力量，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这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殖民、战争和掠夺截然不同。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对世界、对人类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们有些人缺乏文化自信，不理解中国文化传统，更不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连贯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不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他们鼓吹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多党制，以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视为唯一的道路。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变中有不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变，人民当家作主不能变，干群关系的本质不能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始终坚持“和”的文化，反对国强必霸。这些都是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提炼出的精粹，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最深层的就是文化自信，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精神支撑。正如血脉贯通于人的全身并预示着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一样，文化自信的程度，往往是这个民族兴盛衰亡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发展没有中断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自己在革命、建设进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植根于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继续巩固和完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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