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曙宏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从古今中外历史来看，重典治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既适用于开国和动荡时期的全面治理，也适用于承平时期特定领域和问题的专门治理，在治国施政中担当着除弊布新、拨乱反正的特殊作用。
中国古代商鞅变法明刑正典、诸葛亮治蜀整肃纲纪、孝文帝革除鲜卑旧俗、张居正实现“万历中兴”等，都是重典治弊开新局的典型事例。汉武帝继位后奋发有为、锐意变革：排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集中监察权，设十三州刺史以整顿吏治；对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制强，严厉打击，等等。这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政治稳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实行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居安思危的施政方针，恪守“治国莫大于治贪”的治国戒律，对王公贵族和势要之家严加控制，对贪赃枉法官吏施以重罚，致高官豪族及奸狡之人都畏惧国法之威。经过“贞观之治”以及高宗、武则天时期80多年的治理，唐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封建盛世渐趋形成。但是，武周后期特别是武则天死后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唐玄宗即位后顺应时势，以过人的魄力和才智重典治乱：穷治武韦余党，防止后宫外戚干政，有效遏制了内乱萌发；坚决裁汰冗官、严格官员铨选，较好整顿了吏治，等等。这些重大举措使开元政局迅速革故鼎新，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
清代康熙继位后正值满族统治初定，社会矛盾极其复杂严峻，他重拳治乱治弊，保证社会安定，巩固王朝统治：坚决制止满族王公圈地，铲除鳌拜集团，裁撤三藩，整顿科场舞弊、整肃吏治，平定边疆、统一台湾，等等。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康雍乾盛世的开启。但康熙晚年施政越来越宽简，导致政务松弛、吏治败坏、贪污成风。雍正一改其父的治国方针，严字当头、革新政治，大力清查钱粮亏空，整治朋党，实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对推动康雍乾盛世进一步走向辉煌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钟明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