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哲学视域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

2016-12-13 11:02: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孙明霞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来进行自我调整。这一变化由于在分配制度上向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大幅度倾斜,所以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来进行自我调整。这一变化由于在分配制度上向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大幅度倾斜,所以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许多人由此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由此探索出了一条自我调节和完善以至趋向永恒存在的路径,用马克思及列宁等人的理论已经完全无法解释和透视资本主义的当下现实及未来走向。甚至于像詹姆逊、齐泽克这样的西方左翼理论家也都认为,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比想象世界的末日还要难。然而需要指出,这些观点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没有透射到问题的本质层面,其所得出的乃是一种貌似深刻但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实际上,植入到政治哲学视域来加以分析会发现,资本主义在自身的框架之中所进行的任何调整与改变,都无法真正排解滋生于这一制度下的根本性矛盾,而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透彻批判,依然是我们今天审视这一制度的最有效框架。

    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所试图克服和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自由和平等这两大原则之间的冲突乃至对立的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基本上是与罗尔斯及德沃金等人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设计一致的,其主要目标,即在于通过再分配及社会救助等方式来平衡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最有利者与最不利者之间的差距,以此消解极端自由主义社会运作模式所导致的趋向不平等的弊病。然而,需要特别认清的事实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番自我调整,绝不意味着它已经探寻到一条解决自由与平等之矛盾的根本出路,故而这一制度本身的弊病也并不会因为这番自我调整而最终得到克服。

    第一,国家通过主动介入和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而调节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对立关系,并非只是当代资本主义才有的事情,毋宁说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甚至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旨在达致分配平等的介入和干预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意欲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早期资本主义的这种类似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节调节行为,并没有消除它固有的制度性弊病,反而最终导致19世纪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及巴黎公社革命。这一点足以表明,20世纪直到今天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相比,如果只是发生了无关制度之根本的量变而无任何实质性改变,那么19世纪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制度性弊病也终将会发生在当今资本主义的躯体之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一情况的一个有力佐证。

    第二,资本主义意欲借助自我调节而突出和强调的社会平等,并非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意义上的平等。因为根据罗尔斯、德沃金等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权利和自由原则是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及国家的政治生活应当始终遵循的底线,但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先天自然禀赋和后天自主选择上的差异,却总是让人们无法平等地享有本该享有的权利,所以通过政治哲学的理论设计来凸显平等并借助于法律的中介将之付诸社会政治实践,恰恰是在为权利和自由原则作辩护时应当做的事情。不管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如何站在“不平等”的立场上批判罗尔斯等人疏离了权利和自由的价值,从后者的观点来看,“平等”在他们所发展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实际只是一个服从或服务于权利和自由的价值。与这种情况相对应,当今资本主义在按照罗尔斯式的平等的自由主义来进行自我调整与改善时,虽然试图解决的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其所倡导的平等只是一个相对于自由而言的辅助性价值规范,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框架之内又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只有以越出于私有财产制度框架的平等规范来消解自由的任意性,它们之间的矛盾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等著述中有过深刻的批判和指认。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所追求的平等,无非就是市民社会中把每个人都看成独立存在的单子的那种意义上的平等,所以平等与自由一样,并非像自由主义理论家和资产阶级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可以脱离财产与社会关系的“原生的”、“独立的”、“永恒的”价值,而它必然是建立在出身、等级、财产关系等的差别基础上的一种次生性规范。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和指认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私有财产制度之外来提出社会平等的上层设计,并据此改变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或以此克服它与自由的二律背反。由此可以推知,当今资本主义既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通过社会福利政策而根除了马克思视野中的那种阶级矛盾,也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综合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或社群主义)中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制度形态。实际情况是,只要其在自由原则基准上所建立起来的私有财产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通过自我调节而从其固有的制度性困境中走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15AZD030)、湖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14ZD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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