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坚韧有效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数千年国家形态和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度，所谓“旧邦新命”，弥久而常青，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坚韧有效——
其一，先民在历史实践中铸造了同源共祖(如共认炎黄为文化初祖)、赤县神州一统(追求“九州攸同”“四海一家”)两大理念，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石。有人期盼中国像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分崩离析，但这些预言家一再失望，因为他们忽略了中苏差别：苏联及其前身罗曼诺夫王朝虽然造就出可观的硬实力，两三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强国(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斯大林时期为甚)，但沙俄及苏联未能形成凝聚广土众民的文化力量，终于在某个节点不攻自溃。庞然大物苏联的分崩离析并非败于硬实力不足，而是亡于软实力存在重大缺陷。而中国在数千年间，特别是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间，通过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协力，大体实现同文、同伦，构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强韧网络，虽难免一时分裂，但统一终为主流，即使在列国并立之际，统一也从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其二，处事治国，软硬兼备，不一味穷兵黩武、以力威服，而讲究以文育人、以文平天下。《易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昭显了中国语境里“文化”所包含的软实力内蕴。“以德服人”、“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修文德以来远人”是代代相传的信条，重视软实力是中国经久不衰的传统。
其三，中国文化一大优长是“和而不同”，“多”而“一”，“一”而“多”，承认差异，容纳差异，异中求同，促成异文化间的相互涵化，不断综合创新。先秦以来的华夷互动，汉唐以来的儒释道三教共弘，中国化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中古、近古文化的主干；近代以来的中西合璧，使多元文化结成中华一体，生生不已，屹立世界文化之林。
以上是我们今日建设软实力强国的底气所在和前进的坚实基础。
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软实力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与农业文明散点式发生于亚非拉诸大陆不同，近代工业文明兴起于重商的西方海洋国家，自18世纪以来，西方占据文化高势位，美欧日的硬实力、软实力领先全球的格局延至当下，21世纪初叶出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急起直追之势，但在相当时期，西方先进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仅以软实力论，今日仍然“西强中弱”，这与古中国一向以文化优胜的情势大相径庭。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的诉求，这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不能染上文化软骨病，应当坚持文化主体性，走中外融通、自主创新之路。这里面临一个战略性问题——如何对待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人类文明向来兼具普遍性(世界性)与特殊性(民族性)。思孟学派指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讲的是道德普遍性的存在；唐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足见“仁”与“博爱”的相通；宋人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讲的是心理的东西相通。当然，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心”与“理”各有表述，所谓“理一分殊”，所谓“月映万川”(同一月亮映现在无数河川呈现各种状态)。各具特色的诸文化都存在时代的、民族的特色与限定性。诸文化都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对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作出一份特定贡献，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以独占普世性自居。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皆应走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之路，方能发展自己文化的特色，并共铸有益于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普世文化。
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混乱，扬弃极端的相对主义和极端的普遍主义，在承认文化特殊性(民族性)与普遍性(世界性)互动共存的前提下，求得文化的健全发展，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软实力建设不可回避的一项任务。
其二，国际反华势力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中国化”，否认中华文化的同一性，挑战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否认中华民族有共通的历史(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一直制造此论，福泽谕吉、内藤湖南等一批著名学者力倡其说，中国也有响应者)，此所谓“灭人国者先灭其史”，这不单需要作学理性论战，更有待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实践的展开，消解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实现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理念的统一。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是与异族相接触，“谓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其内核是文化认同，它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形成，一旦形成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内聚性、亲和性。文化认同的建立、巩固和拓展，是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工作。世界诸文明系统固然各有差异，但在人类文明那里又存在共通的价值取向，如欺诈、偷盗、乱伦在所有文明系统里都是被否定的。又如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学的“仁义”、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被公认其普世性。《礼记》倡导的“讲信修睦”便与现代经济伦理的商业信誉一脉相通。再以“民主、自由、人权”而论，本为人类共同追求，尤其是在近代与专制制度、蒙昧主义做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人类价值共识，决非专属西方。例如“民主”，其基本宗旨是尊重、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这历来为中国贤哲所追求(近现代尤甚)，中国的“民为邦本”说、“民贵君轻”说、“法不阿贵”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说，便与民主精义的取向一致。现代中国民主不是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固有民本思想的整体沿袭，而是中外古今的综汇与再创造。总之，文化普遍性(世界化)与特殊性(本土化)二者间的张力，是未来文化成长的动力源泉。这正是肯认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学理所在。
其三，由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先后两度冲击，现代中国面临文化传统断裂之虞，国民精神出现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与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更替阶段(如魏晋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相比较，其断裂程度或有过之。与英法德日等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引发的文化困局相比较，其复杂性、尖锐性也或有过之。
其四，软实力的物化呈现——文化产业起步晚、水平较低，精神产品匮乏(非指数量不足而指质量不高)；同时，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大幅入超，呼唤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时不我待。而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强健自我。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源泉、基点和迫切任务
纵览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可以得见：
首先，激活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软实力的源泉。20世纪初叶，在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国势衰微的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热切预言，文化的根脉“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中国学人梁启超呼唤弘扬优良传统的“少年中国”，梁漱溟期待“老干发新枝”。被新时代洗礼的传统文化必将为软实力提供无尽的源头活水。
其次，迎受外来文化挑战，对于一个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在“挑战-应战”的时代须保持健全的心态。针对那种把入华西方文化视作洪水猛兽的看法，近人王韬将中西遭遇称作中国进步的“不世出之机”，王国维则把近代入华的“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不会是封闭自守的陋儒，而必为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当然，挑战-应战的成功运作有两项条件：一者，挑战是适度的、可承受的；二者，对挑战的回应是合理的、有效的。我们今日承受的挑战固然相当尖锐，却是可以承受的(因为我们有强健的文化主体)，现在需要我们对尖锐而又适度的挑战作出合理、有效的回应，这正是今日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之所在。
再次，软实力建设的基点在于健全的、文明的人的培育。中国近代哲人提出的“新民说”、“国民性改造说”，都愈益显示出卓越的现实意义。
此外，从软实力建设的迫切要求而论，今日我们应当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现代条件下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古今中西大交汇间的中华文化认同；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综合创新；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动；规避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犬儒主义两种偏颇；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使软实力为硬实力提供精气神，硬实力为软实力奠定物质基石。
这些皆属软实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