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最近一个时期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分析与阐释。基于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无疑是值得推重和赞许的。
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是从对考古资料进行历史学解读开始的。众所周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非仅仅“囿于狭隘的编史传统”“缺乏理论的探讨和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是以“摩尔根—恩格斯”理论为主流的。20世纪后期，学术界又从国外引入了西方流行的“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早期国家理论”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这些新的理论引发了一些学者对于理论阐释合理性的深入思考。为了有效解析和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我国学者坚持唯物史观，开始运用中国本土的历史学概念构建本土化理论，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例如，以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把文明形成进程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的理论，就是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本土化理论创新。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有争议，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但绝不意味着这种本土化理论创新“缺乏严谨的科学定义，难以作为具体观察和分析的理论依据”。理论的价值在于启迪创新。西方流行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历史实际，只有在充分消化之后“为我所用”，创造出本土化理论，才能解决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仍有个别学者一味迷信西方流行理论，将其奉为圭臬，甚至认为只有西方学者的理论才有创造性、解释力。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能力，是妄自菲薄的表现。
我们强调本土化理论创新，并不是坐井观天，也不是随意杜撰同西方流行理论相抗衡的理论方法，而是要在历史研究中把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显现出来的基本模式，归结为既可以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历史实际、又对人类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普遍模式具有认识价值的理论。事实上，我们正是在本土化理论创新基础上，才推进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深入研究，引导大家探寻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背后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社会演变的深层原因。
当然，我们目前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上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刚刚起步，许多重要工作还有待深入探讨和完善。例如，文明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文明的原生性与次生性、文明起源的前提与要素、文明与社会的演化关系、文明形成的标志与途径、文明与国家的区别与联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普遍意义与个性特质、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与空间特点、中华文明形成的历程与阶段性特征、中华文明形成的动因与环境因素分析、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普遍性等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目前许多问题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同时，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还需要把已经形成的本土化理论放到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的实践中加以验证和提高，进而放到世界范围内，以人类文明的普适性进行验证和完善。只有这样，我们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才会真正产生影响，成为国际主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中国学者对当代世界相关流行理论的理解、消化、补充、完善和修正，在对中国历史发展实际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一定能创造出既能很好解析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又能深入阐释人类不同文明起源和形成共性原则与个性差异的理论，以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为人类文明的深入研究、合理阐述作出贡献。
（作者范毓周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