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佳
大师之大，大在学术，大在德行，更大在精神。而精神之内核，或以“家国情怀”概括最为贴切。今天我们缅怀大师，意在纪念其历史功勋，但更多是致敬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更表达一种期盼，希望今人传承好这份精神遗产，成就越来越多的当代大师。
“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生前与记者的一段对话。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不止一次表达过父亲爱国思想对其人生的助益。近日，梁思礼因病逝世，习近平总书记在唁电中说“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大师之大，大在学术，大在德行，更大在精神。而精神之内核，或以“家国情怀”概括最为贴切。今天我们缅怀大师，意在纪念其历史功勋，但更多是致敬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更表达一种期盼，希望今人传承好这份精神遗产，成就越来越多的当代大师。
在中华文明的价值谱系中，家国情怀是一抹最亮眼的底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社会价值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逻辑，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处理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引导。而愈是在国家民族发展的紧要关头，这种引导作用表现得愈是明显。近代以来，因发达的农耕文明而一度领先世界的中国，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显得颇为不堪。一盘散沙之上，家国情怀成为凝聚有识之士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包括梁思礼在内的那一代知识青年便是如此，为了科技救国、工业救国，远走异乡、寒窗苦读；为了科技报国、工业报国，几经辗转、学成归来。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从美国旧金山出发，终点是中国香港。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20多个中国留学人员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就有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对于当时的心迹，他曾在自述文集中坦言：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
然而，并非所有留学生的回国之路都如梁思礼这般顺利，更多是道阻且长。就拿钱学森来说，便受到当时盛行的麦卡锡反共恶潮波及。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直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我宁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 1955年，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直接指示王炳南大使向美国要回钱学森和一批留美学者，此前还释放了11名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以示善意。事后周恩来感慨：中美大使级谈判历时15年，没有实质效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会谈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钱学森、梁思礼们在极端困难的时代白手起家，实现了新中国建设多项从“0”到“1”的突破。相较而言，当代科研工作者论先天基础、专业水平、外部条件，样样不差，能冠以大师之谓者却不比当年。其中原因复杂。时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科研工作也难以独善其身。在层出的“论文涉嫌抄袭被撤”的负面报道中，在“职级晋升与课题、经费挂钩”的学术评价中，科学巨擘所秉持的精神之光已被侵染。“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成就伟大胜利和伟大人物的，只能是融通“小我”与“大我”、“小家”与“国家”的伟大精神——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却不忘民生之疾苦、国家之兴衰，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
有人认为，神州大地早已换了人间，生死存亡不再是主要矛盾，重集体、重奉献的家国情怀理应成为历史名词。作为引人关注的新兴大国，我们国家身处的环境确实不像当年那般窘迫，面临的形势看起来也不如当年严峻，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并未改变。变了的，不过是国家之间的较量由明转暗。正如梁思礼生前撰文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要掠夺的是物质资源，而现代技术侵略者的手段更凶狠，争夺或吸引人才资源，为他们开发高技术硬、软件，反过来再占领垄断弱国的市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今日中国面临的情势任务，可比当年，更甚当年。于广大科研人员而言，牢记老一代人的拳拳赤诚、殷殷期许，传承好爱国情怀，在多元价值中不忽视共同价值，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追求，才能集中力量办成中华民族的大事。
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大师们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斯人已逝，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以精湛技艺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当代科研工作者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