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京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理论与应用、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主要著作有《金融支持过度与房地产泡沫》《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论文）、《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论文）等。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对于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根治“大城市病”
北京作为多功能首都城市，在经济发展领域拥有极强的“虹吸效应”，并进一步增强了首都经济功能，再加上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近年来面临着严峻的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公共资源紧张、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问题，严重影响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和首都的国际形象。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消除首都“虹吸效应”导致的“大城市病”。“虹吸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极化效应的极端表现形式。所谓极化效应是指，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向某一城市或地区单向流动的集聚效应。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其本身产生的极强的集聚效应的结果。北京作为我国超大城市的代表，其所拥有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正是在这两种功能的推动下，北京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得到了强化，并最终形成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
首都的“虹吸效应”包括产业的“虹吸效应”和人口领域的“虹吸效应”。产业“虹吸效应”或称产业发展领域的“虹吸效应”，它是指受首都地位影响，其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公共服务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对企业投资具有极大吸引力，从而使区域产业向北京集聚的产业极化效应。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年末，北京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63.1万个，比2008年末增加25.3万个，增长67.0%。2013年末，北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为122.1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加57.4万亿元，增长88.8%。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中，金融业资产总额最大，达到87.3万亿元，占71.5%，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9.7%、3.9%、3.3%。上述数据表明，受首都地位影响，产业发展资金迅速向北京集中，同时也带动了北京非核心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产业发展“虹吸效应”的推动下，北京市人口领域的“虹吸效应”也日趋严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为704.5万人，其中河北省来京人口最多，为155.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22.1%。此外，2014年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比2010年增长16.21%。由于北京的首都优势，再加上产业发展的“虹吸效应”所带来的较高的就业承载能力，使得北京人口“虹吸效应”呈现增强的态势。
产业“虹吸效应”引起的产业过度集聚，尤其是非核心产业过度集聚，不仅导致北京市低端产业人口占比过大，加重了人口拥挤程度，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交通、环境压力，使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更加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其中的重点是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消除北京的产业与人口的“虹吸效应”，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所面临的“大城市病”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消除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大城市病”。特大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在形成城市中心的同时，也将随着集聚经济扩散效应的增强而在城市中心外围形成多个产业集聚中心，从而推动人口向外围扩散，特大城市也因此从单中心城市转变为多中心城市。由此可见，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一般具有显著的多中心结构特征，以此来分散人口和就业，降低人口拥挤度和交通拥堵水平。
在就业空间结构方面，目前北京除了城市中心区外，在其周边共有5个就业次中心，说明北京具有多中心城市特征。然而，从就业次中心的区位来看，4个就业次中心分布在三环路和四环路沿线，位于远郊区的就业次中心只有1个。①这意味着就业次中心与城市中心距离较近，就业人口仍然集中在二环到四环之间，其在缓解人口拥挤和交通拥堵方面没有产生积极作用。
此外，公共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也极为突出。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北京市教委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市高校在校学生和教职工数为102万人，分功能区看，中心城区为85.3万人，占全市总量的83.6%；分隶属关系看，央属高校为63.5万人，占62.2%。央属高校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为58.4万人，占中心城区高校人数的68.5%，占央属高校人数的92%。
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北京市卫计委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医院共有647个，从业人员21.5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医院数为438家，占全市总量的67.7%，医院从业人员为17.1万人，占全市的79.5%。驻京部队的15家三级甲等医院全部位于中心城区，涉及从业人员3.6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有近一半的三级医院分布在三环以内，这些医院的就诊人数占北京市比重超过7成。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及公共资源配置空间结构的不均衡问题，导致中心城区人口过度拥挤、交通流量过大等问题，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任务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北京的首都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意味着那些高污染、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将被疏解到北京周边或其他地区。
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指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该纲要的指导下，北京市通州副中心的建设已经全面启动，这将极大优化北京空间结构。为推动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三地正在探索将北京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向津冀均衡配置的机制。上述推动北京就业空间结构、公共资源配置空间结构优化政策的落实，将极大地缓解北京市人口、交通和环境压力，对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有助于解决产生“大城市病”的体制机制问题。“大城市病”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疏堵结合的体制机制，包括政府激励机制和市场推动机制两个方面。政府激励机制是指地方政府要有动力实施解决“大城市病”的疏堵结合的政策，如产业疏解政策、公共资源的共享政策等。市场推动机制是指在人口流动、交通拥堵和环境治理方面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通过价格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
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尚未建立完善的疏堵结合的体制机制。在政府激励机制方面，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考核仍然偏重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即GDP增长率，这使得地方政府及官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规模上，其结果是北京城市中心区集聚了大量的非核心产业。此外，虽然北京拥有大量的高质量公共资源，但相对于来自全国的就业、教育、医疗等的需求，北京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尚有不足。在缺少政府激励机制下，北京市公共服务供给只能在本地区小规模扩展，无法通过公共服务机构的扩散来疏解北京市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需求。在市场推动机制方面，北京市在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时，尚未将价格机制引入治理体系中。如，在人口拥挤度较高的中心城区，为降低人口拥挤水平，可按照家庭及企业对人口密度值的贡献度缴纳人口拥挤费。同时，该方法也可用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正是由于缺少市场推动机制，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阻止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中心城区，同时市场主体没有动力来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其他地区疏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然要求市场一体化、构建区域产业链、协调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上述协同发展目标，需要区域之间的协调与互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打破条块分割、各省市各自为政的格局，建立有效的政府激励机制和市场推动机制。上述机制实施的一个核心目标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这相当于在北京城市发展领域构建了疏堵结合的机制，有助于各类经济要素在北京地区实现有效配置，在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方面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