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供给侧改革是在2015年底家喻户晓的，但早在两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后，后者的改革便带有强烈的供给侧色彩，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做了前者的先声。
2014年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要求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以此为起点，被注入最高动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始了功能大疏解、产业大挪移的两年，利益坚冰开始打破。
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在延宕数十年之后陡然加速，就在于这次是在供给侧上做文章、放大招，旨在建立起一套打破行政利益藩篱和遵循统一市场规则的体制架构。它以交通一体化和大气治污作为先手保驾护航，继而为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清障，最终推进市场一体化。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将内生的、持久的动力嫁接在市场之上，要么成本巨大，要么功亏一篑。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新供给的影子，从一开始就是向制度要空间，向改革要红利。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对准五大“歼灭战”，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京津冀协同发展，也面临着类似的“歼灭战”：要将扭曲的市场成本降下来，要将北京不合时宜的产业功能去掉，要将天津、河北的产业短板补齐，既要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也要为津冀城市的“肌无力”开出方子。
归根结底，京津冀协同发展所致力于的目标，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市场的制度性成本，形成京津冀大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摒弃以邻为壑和“虹吸效应”。过去两年，我们看到，跨区域轨道交通获得长足发展，断头路正消失在历史舞台；大气治理的联防联控步步为营，最新进展是三地将统一重污染天气的红警标准；产业的疏解搬迁，则解决了重要的税收分享问题。对于中央政府和京津冀地方政府而言，协同发展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制度深处削权放权，都是在既得利益处用于断腕割肉，都是先解决供给问题，然后敞开大门，推动需求被激活。
从新常态到供给侧，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改，追溯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被行政权力干预分割的程度越小，市场有效分配资源的能力就越大。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走上正轨的标志，便是京津冀市场一体化步入良性循环。
两年时间，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做了很多，但在接下来更多的“两年”里，还需要做更多。改革偷不了懒，也没有捷径，你耕耘一分才有一分收获，供给侧虽然很痛，却是要努力进去的“窄门”。中外历史上，很多人很多国想要进这个“窄门”而不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有这样一个机会，改变历史。（韩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