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发展的关键阶段。进入2016，我们必须保持定力，精准施策，在未来五年集中力量克服以下五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挑战一：人口增速下行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占到本次经济下行50%到60%的权重。
当人口增长上行时，一则新增人口大约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次这些人口结婚生子，进入消费期；再次是购买房屋，刺激房地产业扩张。
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987年开始下降，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生育越来越严格；二是人口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抑制了生育率；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知青返城生子的生育动力已经释放完毕。这些因素导致1987-2010年，人口增长是一条下斜的曲线。
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最大原因，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速相应下降，“十三五”期间我们很可能会面临三种窘境：一是国家财政税收发生萎缩，导致各方面投入如低保、养老、医疗、教育、环保等资金紧张；二是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造成结构性就业不足，尤其是原来在工业中从事建筑、采矿、制造业的劳动力有可能大规模回流；三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负债率提高，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资源型企业与银行债务关系可能发生恶化，导致银行坏账率提高，积累一定的社会金融风险。
由于“十三五”期间人口将是一个陡坡式的下降，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3.5%左右，而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务，今后五年的GDP增速又不能低于6.53%，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
挑战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难度增加
随着中国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今后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格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实业、投资及服务业消费的外流：
一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土地价格提高，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甚至向美国、欧洲转移；二是由于国内实业利润率比较低、空间比较狭小，加上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税收以及资金成本过高，许多投资如房地产（包括住宅）、制造业等都外流到其他国家；三是由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质次价高，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目前我国的教育、旅游、医疗健康和技术等服务逆差达4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教育、旅游、医疗健康服务消费流向国外的趋势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是我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在文化、组织、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相对处于弱势：
尤其是在制度层面，我国的央企、私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外企业多以现代跨国公司的形式“走出去”，行业协会在中间起着协调作用，默契的配合取代了恶性竞争；而我们在对外协调默契机制上则差距较大，存在恶性竞争。二是西方国家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有比较好的内部监督治理结构，有助于防范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而我们一些央企“走出去”后，有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等问题，国有资产可能会流失。三是我们对风险的评估、决策、防范、控制重视不够，对成本收益特别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分析不够，导致“走出去”的投资相当大比例是亏损的，特别是一些央企的项目赚钱的不多。很可能“十三五”期间会有大规模的资金流出，但是国民净收入回流不理想，在外形成大量的烂尾、赔本项目，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