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好政策﹄滋养公民理性和德性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是“社会好”的标杆和准绳，是“生活好”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人们普遍认为，某个历史阶段，社会之所以和谐稳定，发展迅速，主要是因为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得好，落实得好。只要把中央的“好政策”贯彻好，执行好，生活就会更加幸福，社会就更加和谐。可以说，人民群众对各个领域具体“好政策”的出台寄予了厚望。
“好政策”符合人民意愿。“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群众公认的“好政策”，往往能够“恰逢其时”、应运而生，登上历史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往往能够满足当时人民群众最为迫切的需求，推动社会发展。“好政策”必须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说：“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真正主人，因此衡量政策好坏要看政策是否满足了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需求。我国历史出台过的一些“好政策”，往往代表了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反映了群众最迫切的呼声、意愿。例如，新中国成立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满足人民拥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愿望。1978年恢复高考的教育政策，满足了广大知识青年渴望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意愿。即将实行的“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满足了人们生儿育女，安享天伦之乐的迫切愿望。当然，“好政策”作用远不止此，它既是送给群众温暖、福祉的“阳光”，又是涵养公民良好品性和素养的“土壤”。“好政策”不仅仅满足人民意愿，而且深刻影响党风、民风、世风，影响公民内在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滋养公民的理性、德性。
“好政策”滋养公民理性。“理性”是一种冷静理智思考分析问题，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审慎地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态度。“理性”意味着不完全受感性欲望的支配，不意气用事，不冲动盲从，不狭隘任性，不走极端；“理性”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崇尚“理性”是秉持科学精神的表现。公民理性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之一。只有大多数公民具有了普遍的理性，大家才能合理表达诉求，通过正确的途径解决矛盾，整个社会才能建立良好的公共管理秩序，保持稳定和谐的状态。“好政策”会促进公民养成理性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国家出台“酒驾入刑”的政策，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政策，都促使公民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培育公民自觉克制自身欲望，不妨碍和危害他人的理性精神。一些干部喜欢搞迎来送往，讲排场、体面，热衷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国家及时出台了反对“四风”的一系列规定和政策，纠正了这种形式主义的歪风邪气，倡导弘扬求真务实的理性作风。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改变了过去农村婚丧节庆日大操大办的社会风气和盲目攀比、跟风的文化陋习。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政策更是有效地抑制了人性种贪婪自私，纵欲享乐的低级趣味，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过去“限塑令”政策则培养了公民环保意识和生态理念。证券行业即将出台的上市公司“注册制”，将引导股民崇尚价值投资的理念，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精神。政策约束规范了人的行为，改变了思想观念，使公民理性精神、科学观念进一步生根发芽。“好政策”有效地发挥了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净化、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
“好政策”滋养公民德性。“德性”是公民思想道德修养的水平，也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条件和标志。政策是精神文明的旗帜和风向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对公民的品德修养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好政策”能把坏人变好。“坏政策”能把好人变坏。“好政策”能激发人性中至美至善的部分，抑制邪恶贪婪的部分。一些领域“实名制”政策的推行，使人们习惯于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培养了人们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一些财务报销政策的实行，增长了人们的廉洁意识和节约观念，而设立“见义勇为奖金”、奖励“道德模范”等国家政策，使得“好人有好报”，则直接地激励人们的善念、善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的“扶贫”救济政策则奠定了部分公民道德养成的物质基础，使贫困人群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诚意。公务员考试录用政策、干部遴选政策则打通了人才流动的渠道，提供了公平的竞争平台。这些“好政策”都非常有利于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对于我国特殊国情而言，“好政策”意义重大。某些关键领域的“好政策”已成为了人民群众期盼的“甘霖”“雨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牵引机”、“助推器”和“加速器”。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比较稳固，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某些政策调整的余地和空间更大，也较为灵活，因此发挥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涵养公民的理性和德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好政策”对公民的理性、德性具有春风化雨般的滋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