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儒家之“情”的角色是有生物基础性的，这构成了人性的根基。当今科学研究证明，婴儿在一个月的时候如发现妈妈哭泣或痛苦，他也会跟着痛苦，人天生就有同情的本能。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说法，如今得到了最新科学研究的证明。按照荷兰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意见，孟子所论之所以在科学原则下是正确的，就在于孟子所论的同情心也为灵长目的动物所具有；而且，当恻隐发生之时，同情冲动首先出现，理性化思考则是后来的，对人性善恶与否也只能给出或然判断。不过，德瓦尔的生物学结论却误读了孟子：他彻底忽视了“人禽之别”，而这恰是孟子立论的基石；他只讲四端中的恻隐一端，孟子的观点则更为全面完整；他将情与理割裂开来，情先而理后，无视孟子的“情理结构”其实是圆融的。中西方思想的本然差异就此而显。
孟子的四端说颇为整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表述，在四端的每个情境中其实都包蕴了潜在的理性评价，但“情理结构”的内在构成却各有差异。恻隐之心当中的情的要素更重，羞恶则次之，辞让更次之，是非最末；反过来说，是非之心当中理的要素更重，辞让则次之，羞恶更次之，恻隐最末。孟子通过列举的方式，展示出仁义礼智之端的情理成分之差异，仁偏于情，智重于理，义更近于仁，而礼更近于智。然而，从人类而非动物的基本情感来看，羞恶似乎要比同情更为基本，但孟子却确立道德的最终根源为恻隐，恻隐之心由此被视为四端的发端，也是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的始端。这样，孟子就把同情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来源，这种思想与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相当接近。同时，孟子也将情视为积极情感，所以才是向善的，不仅性善，而且也是情善。于是，作为道德端绪之“情”的一种，恻隐之情就被视为典型的积极情感，羞恶之情尽管是消极的，但也被转化为积极的道德动力。如此看来，孟子恰恰从生物性出发，将恻隐视为本源化的情感根基，这就为人类道德情感提供了共通的人性论基石。
进一步的问题是，恻隐、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四者并不是平行对等的，从恻隐、羞恶、辞让再到是非之心大致有个推展的程序。恻隐之心是直接而即刻发自内心的，看到匍匐的孺子将要落井便“自觉”而发，并不是要做样子给乡党朋友们看。羞恶之心则是怕被外人看而产生的，“恶其声而然也”，抑或为别人感到羞耻而滋生。但无论是“他者对我”而察觉到害羞，还是“我对他者”而感觉到厌恶，羞恶之心都是“觉他”的。辞让之心更来自人与外人之间的关联，并期待“我对他者”与“他者对我”的交互规定：我让给你，你也让给我。发展到是非之心的最高阶段，尽管道德判断出场了，但（理性推理的）知对错与（情感接受的）赞同否几乎同时生成，情理仍是交融的，而且还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达到“觉自”状态。总之，从“自觉”“觉他”到“觉自”的扩展，虽并不是环环相扣的递进关系，但由低向高的拓展顺序仍基本无误。整体观之，四端的顺序还是从恻隐之心开始、经由羞恶与辞让之心，最后达及是非之心。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类情感发展的这种人类智慧。
实际上，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孔颜乐处，在适度接受了科学世界观后被转化，它并非宋明理学所求的那种天道流行的“道德形而上学”，而是人与宇宙和谐共振的并包蕴了共通情感的“审美形而上学”。此种形而上学从现世经验中得以生成，在历史过程里继续塑造，进而生发出终极的先验架构，这才是儒家介于道与器之间并融会贯通的意义。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