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官员个体的道德伦理性要求，更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推进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嬗变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从源头上避免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现象，为群众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实践中，从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证明”，到网络吐槽办证的“黑色幽默”，公民行使权利过程中遭遇到的行政确认壁垒，一度令公共舆论瞠目结舌。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执法者基于工作责任的过度担忧，有行政管控思维的惯性影响，有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阻滞，也有制度规范随意添附义务的非理性冲动。归结到一点，则是公共行政的服务理念缺失。
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公民办证过程中“磨破嘴、跑断腿”的辛酸，折射的是一种懒政思维和衙门作风。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理念仍停留于计划时代，传统管理者的角色定位，让很多执法者习惯了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以我为主。办证难等现象凸显的，是一种传统行政生态，即以行政部门乃至具体的办事人员为中心，以权力运行的方便而将义务随意添加到相对人身上。这与“以相对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行政服务理念相去甚远，也有损政府部门运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
当官不为民造福，不如回家卖红薯。针对官员个体的道德伦理性要求，更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推进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嬗变。在法治背景下，公务员就是公共行政服务员，政府部门就是公共行政服务机构。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要推动传统管理型行政向现代服务型行政转型，将服务行政理念浇铸进各项法律制度当中，促进各级公共行政部门为群众服务。中央政府下发简化优化公共服务的通知，以及此前民政部、公安部等采取措施整治“奇葩证明”等措施，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政府自我治理，是实现公共行政转型的重要条件。
人性化的公共行政服务，不能依赖于具体公务人员的道德品行；改变传统的行政思维，也难以通过一纸通知就顺利实现。现代公共行政领域之宽泛、基层服务部门之繁杂、公务执法人员素质之不均，表明普遍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很难通过简单的方式实现，持久性的效应必须确立在稳定的制度基石之上。所以，在中央政府行政指令的导向下，更需启动制度建设模式，将服务行政的各项要求纳入行政法律制度之中，成为各级部门依法行政的核心理念和自觉遵循。
为此，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法律调整上，回归公民权利本位，彻底清除随意添附公民义务的“红头文件”，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和权限范围开展公共行政服务。也要及时将实践中好的服务行政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尤其是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吸纳进制度创新范畴，变“群众奔波”为“信息跑腿”，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此外，还应赋予相对人必要的救济机制，从整体上将服务行政的要求纳入考核和问责范围，引入公共评判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等等。
唯如此，才能倒逼公共行政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才能流程再造，让“服务行政”的理念牢牢树立，才能让群众不再为“奇葩证明”跑腿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