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能性看,新型城镇化也为市民语言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机遇。首先,新型城镇化对市民主动提升语言能力形成了倒逼机制。新型城镇是有序竞争的社会,也是群体化生存更趋刚性的社会,市民要融入这样的社会并实现自我价值,需要主动寻求机会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其次,新媒介的广泛使用为市民提升语言能力创造了条件。再次,语言信息、语言教育信息的易得性和语言生活参与度的提高让市民提升语言能力更为高效。不同于古人需要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现在的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获得需要学习的语言样本,也非常容易获得语言教育的相关资讯和参与相关培训,更重要的是,“全民造句”的可能让人们有机会在实践中训练和检验自身语言能力。
然而,在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大量来源多样的人员聚集,随着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关系复杂化、信息传播媒介多元化的不断发展,语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日益突显,从而对市民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言和多方言能力。在过去单言单语的生活中,人们要么只会方言,要么只会一种语言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但在今天,多言多语已经成为新的生活状况。小农经济时代,各地说着各自的方言,普通话对人们来说发挥不了其应有的功能,因而人们也就没有学习共同语的动力。所以,过去推广普通话很艰难,且效果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需要交际,就需要共同语作为桥梁。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就有了内在的动力,其认同感在城镇化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意义上,说普通话不再是少数人的语言能力特长,而将演变为服务全体市民日常交流的一项基本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还对非母语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地球村”是人们对当前全球化态势的形象概括,这一特点也在城镇化中得到体现,即城市不再仅是本国民众的聚集地,同样也是别国民众的聚集地。全球化趋势需要国民拥有多样的外语能力,而这不仅在一线城市越来越明显,在二三线城市也是如此。
其二,新媒介语言的应用能力。新型城镇化的一大特点是智能化、网络化和信息化,这对市民的语言能力同样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市民熟悉网络社会的信息运作方式和表现形式,能够高效、全面地获取并准确理解信息,能够从海量的信息库中搜索到需要的信息并有效甄别信息,能够以合乎新媒介要求的语言形式提供信息、表达思想和诉求。
其三,语言文明诚信能力。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规范,其影响所及,大至治理国家,小至个人言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更必然是建设文明、诚信的社会,而语言的文明和诚信是其基础。要改善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消极现象,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当代主流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还必须从语言这个源头抓起,消除“假大空”一类的语言污染,摒弃低俗恶俗媚俗的语言渣滓,清除各种名不副实的语言腐败,这都需要市民具有语言文明诚信能力。
总之,新型城镇化与市民语言能力存在紧密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广阔的舞台,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和动力,并在其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实现离不开市民语言能力的提高,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如何同步建设基本的语言能力,是国家的战略大计。因此,从政府层面看,要做好规划、管理和表率作用；从市民角度来看,则要树立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是每个市民应尽的职责。市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普遍提高,必将促进城镇软实力的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