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银屏上影视艺术作品曾一度只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战，但后来也出现了如《血战台儿庄》、《中国远征军》等一批描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战实绩的作品，这就比较全面了。然而，再后来，一些作品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片面追求票房和收视率，越来越背弃历史的真实，走向极端，专门编织“歪瓜裂枣”和小尼姑抗战的故事，不是说在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影响下完全没有发生过这些故事，而是说此乃支流，决非主流。甚至极端到针对中华传统诗词所讲的“商女不知亡国恨”，有作品就专门反其道而行之，渲染“妓女最有爱国情”。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所持的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是与唯物史观历来倡导的考其全人、观其全事、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哲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历史镜鉴值得珍视。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以史为鉴、以古观今的文化传统。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珍视自己民族历史镜鉴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所谓文化自觉，要义之一就是自觉认清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历史精神、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与作用；所谓文化自信，要义之一就是要自信自己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历史精神、历史经验至今仍能与当代文化相联系、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仍能与时俱进地实现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能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在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廊里，有着一系列优秀历史题材作品及其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它们代代相传，深入民心，已经形成了一种审美习惯和审美定势，哺育了广大观众。比如，尽管“春秋无义战”，但以春秋吴越之战为题材的不少成功作品，如由陈道明和陈宝国分别主演的两部长篇电现剧和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京剧《西施》等，都把越王勾践塑造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形象，把西施塑造成热爱故土、牺牲自我、外美内秀的伟大女性形象，把范蠡塑造成足智多谋、顾全大局的优秀知识分子形象，把吴王夫差塑造成以强凌弱、失道寡助的侵略者形象。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极富生命力的美学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早已深入民心，赢得共识，成为一种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资源。但是，却有一部作品打着“创新”旗号，借“重写”历史和“发掘”人性复杂性，将这些典型人物形象完全颠覆了。第一场戏描写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完成复兴大业后，亲自迎接西施归国，一见西施如此美貌，心想岂容范蠡享用（西施与范蠡有约在先，越胜吴后是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于是背信弃义地将西施拦劫进宫，纳为嫔妃。这一笔，竟把中华民族艺术画廊里的这位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艺术形象，改写为“一匹色狼”。往后，便描写一旦入宫，龙床上发现西施腹中已怀夫差的敌种，于是龙颜大怒，将西施发配。范蠡闻听此讯，怒发冲冠，赶去当面怒斥西施背弃当年的山盟海誓。这一笔，进一步把中国历史上这位深入民心的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形象改写成“一个头顶绿帽子的小肚鸡肠”。这样，中华民族艺术画廊里的这一系列优秀的人物形象都被逆向改写了。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人物形象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都被“西化”为“转基因”了，所彰显的中华美学精神都被解构为“时尚”和“市趣”了，所体现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道德追求都被“反其意而用之”了。
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严重地表现在其对中华民族经典文艺名著的解构上。珍视经典名著，敬畏经典名著，是一个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标志。经典名著之为经典名著，就因为其经过历史上人民的检验，显示出史学上、美学上的永恒价值与魅力。随着历史的行进，对经典名著丰富蕴涵的解读与阐发当然也须不断重新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把经典名著改编为影视艺术作品，是传承、普及和发扬优秀文艺历史传统的必要路径。但须指出，正确的改编，务必尊重原著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风范，沿着顺势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加以丰富、深化、发展，以求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切不可反其道而行，朝着逆势方向编造，或东施效颦投射“西化”观念，或对其固有蕴涵横加扭曲和篡改，并美其名曰“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