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明复兴”
要使“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认同，除了要讲清楚人类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需要之所在，还要有坚实的文化支撑。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欲人之所欲，才有共同关切、共同语言。“命运共同体”为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与中国文化高度契合。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共同应对共同的危机、共同的挑战。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肩负着推进这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斯为美”的文化，这样推陈出新的文化，这样促进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文化。
我们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神圣责任，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千年一叹”。
关于“新人文主义”
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中积淀厚重的人文理念。《周易》所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主张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基因。
说到世界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往往提到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在深度哲学意义上下了功夫，但和者寡，不接地气。当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一度成为西方颇引人注目的思潮。这一思潮一方面高擎启蒙理性、世俗开放的大旗，抗击任何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非理性冲动，另一方面坚守人文、人性、人权的观念底线，反对后现代理论的价值随意，但局限于西方的价值判断及话语体系，影响有限，兴起乏力。
我们强调的“新人文主义”是基于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更要因应时代，革故鼎新。西方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催生和谐的人。它既要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克制极端个人主义。这是“新人文主义”的内涵和价值，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借用《礼记·乐记》的话说，“新人文主义”乃出自“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作者叶小文 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