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又称思想库、智囊团。智库在美国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决策及评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爆发期。
中外智库通常承担以下社会功能：一是生产政策思想；二是提供政策方案；三是储备与周转人才。而只有当智库的专家和思想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进行传播时，才能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与事件进程，因此，智库的第四种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在社会化传播中影响舆论、引导社会思潮。
美国智库的社会化传播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智库市场开始变得供大于求。如何吸引有限的受众注意力和资金就成为智库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进入产业化运营和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智库开始与大众传媒密切合作，提高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美国智库的社会化传播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坚守传统媒体的舆论高地
在美国智库发展早期，出版书籍、政策简报、杂志是其非常倚重的传播渠道。与那些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拥有舆论引导力和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合作，成为智库社会化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
胡佛研究所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悠久，持续影响社会精英群体的主流报纸，频频在各大报纸刊文发声。而这些刊发于美国主流大报的重要文章又经常被其他报刊或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所引用，进而产生舆论的热点，为胡佛研究所成为整个美国思想潮流中的中流砥柱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开拓新媒体传播平台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人拥有麦克风，舆论的形成机制悄然发生改变，开拓新媒体传播平台就成为当下智库社会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之选。
优化官方网站。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智库纷纷开始建设自己的官方网站，并以此为平台发布智库最新研究报告、汇总背景资料、与受众反馈互动等，将自己的官方网站打造成面向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政策信息超市和窗口。
重视社会化媒体。各智库纷纷在脸谱、推特等媒体上开设账号。比如，2013年7月和8月，传统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和博客上相继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也同时更新在传统基金会的脸谱、推特账号上，并配以图片、漫画、视频、图表等，获得了大量粉丝的肯定性留言与评价。
（三）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
智库最大的财富在于它集中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智库专家。一方面，智库创造条件让明星专家在大众媒体上频繁亮相，拓展其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智库积极推动智库专家参与新媒体传播，展现专家的个性风采，凝聚网络人气，网罗新生代用户。比如，2012年5月，企业研究所运用多种流行文化元素，把所属专家阿瑟·C·布鲁克斯芬的一场讲座剪辑改编成了“白色书写板”风格的视频发布在YouTube网站上后，吸引了近15万人观看。
中国智库的社会化传播
多年来，我国的智库大都以纯学术研究为主，躲在“象牙塔”内“格物致知”，而不是面向社会“经世致用”。21世纪以来，中国智库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批新生智库注重社会化传播，不断探索多渠道成果发布机制，多方位提升智库影响力。
借力组织传播，引导社会舆论。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在北京正式成立。创办第一年就举办了“全球智库峰会”“中国经济年会”等活动，围绕国际国内重大经济问题开展研究和咨询工作，充分利用组织传播的影响力聚拢媒体资源，形塑并扩散自身的影响力。
深度合作，把握舆论话语权。2012年4月25日，CCIEE与英文日报《中国日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智库资源和国际传播渠道，在新闻报道、品牌活动等方面展开合作。
问题与思考
媒体和智库，曾经先后分别被贴上第四种权力和第五种权力的标签，有专家认为，二者的结合必将推动负责任且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形成机制出现。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媒体生产对于时效性的强调和呈现的碎片化消解了政策辩论的严谨与理性，破坏了思想逻辑的完整和深度。对于媒体曝光度的强调，还会让智库学者将更多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政策评论而不是政策研究上，导致智库成果更多关注当前事件和热点问题，而不是进行前瞻性的预测与分析，这势必损害智库的生命力。
这方面好的案例是：于2013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坚持打造公共政策问题的交流平台和空间，同时启动智库专家和媒体代表共同参与的选题会模式，一方面发掘智库研究的思想深度和专业厚度；另一方面，借力新闻记者作为“社会瞭望者”的敏锐度，实现二者的强势合作与优势互补，以提高舆论引导的品质和智库研究的方向性，发掘“咨政”与“启民”的最佳结合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