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吕薇洲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时至今日，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社会主义，尽管尚未完全走出低潮，但毕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发展。此次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日渐衰落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复兴雄辩地表明：一些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终结”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终结论”，所预言的“崩溃”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崩溃论”。
“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实质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终结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已存在，但“社会主义终结论”作为一种论调的盛行，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抓住苏东国家陷入改革困境之机，加紧推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1988年，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并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等方式，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该书出版不足一年，一些东欧国家就相继发生政局变化，宣扬社会主义“失败”，预言共产主义“终结”的论调随之盛行起来。在1989年布热津斯基抛出的“大失败”理论中，他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支配了20世纪多数时间后已经走向衰落，进入最后危机”，预言“到下个世纪（指21世纪——引者注）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就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也提出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制度和人类的意识形态终结”观点。这些论点发表两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西方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则乘机宣称，苏东剧变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并沉浸在“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消亡”、“历史终结”的欢呼声中。福山更是在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推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进一步鼓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阐述其“历史终结论”。他甚至将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宣称“作为世界历史要素之一的共产主义制度决定性地衰落了”、“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已经演完了”。
冷战结束后，西方在全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与渗透，不少人由此认定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从“中国经济崩溃论”到“中国政治崩溃论”再到“中国社会崩溃论”，各种质疑和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在西方炒作的各种“中国崩溃论”中，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和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观点尤其典型。章家敦在2001年就断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之后他又发表《入世效应冲击，中国势必走向衰退》等文章佐证其论点。沈大伟则在2015年宣称：“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在最后阶段旅途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并预测中国将出现“长期、复杂、暴力”的阶段。
“中国崩溃论”的倡导者之所以要唱衰中国，不仅是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壮大、走向强盛，也是为了进一步诋毁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重要论调。
其实，“社会主义终结论”自提出之日，便遭到了各界的质疑。在各种批判的声音中，既有西方解构主义代表德里达这样的反自由主义民主的左翼人士，例如，德里达1993年便言辞犀利地批判过福山的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亦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右翼人士，例如，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著书立说斥责福山的乐观主义和终结思想，指出苏东剧变并不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
对于近年来不断泛起的“中国崩溃论”，不仅中国学者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批驳，国外各界也给予了严重质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史瓦兹、摩根斯坦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投资大师罗杰斯就联合批判过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表达了对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信心。日本媒体也刊文指出，“中国崩溃论”其实“是彻底的谬论”。对于新近沈大伟的言论，澳门学者陈定定更是以《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题，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给予了回击。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最有力的回击，还是来自两种社会制度发展的现实。
